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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陶铸人才思相与实践 　　摘要：曾国藩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以陶铸人才为己任，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选拔、培养与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包括”以身作则”的转移之道、“广收慎用”的访求之法、“勤教严绳”的培养之方、“量才器使”的任用之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政治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人才思想；选用；培养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051-03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曾国藩认为：“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把人才问题作为关系政事利钝、国家兴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他在长期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选拔、培养与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 　　 　　一、“以身作则”的转移之道 　　 　　曾国藩步人翰林后，对于“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共剑?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的现象“痛恨次骨”。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初二，曾国藩呈奏《应诏陈言疏)，大胆陈述其“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并且提出了“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之道”，他主要针对京官办事之“退缩”和“琐屑”、外官办事之“敷衍”和“颟预”而言。曾国藩指出：“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而解决的办法“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倘要使人才都知好学，又必须自君主以降，皆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Cq。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认为“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换言之，不仅仅是君主，京官、督抚和州县等大小官员，凡是持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者，都是责无旁贷。他早期在《原才》里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白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LQ。”这实际上表明了人才对于移风易俗具有极端重要性。“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者也m。”政治上居高位者若要使人才当路在势，则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担负起培养提拔人才的重任：具有封建道德的“贤人”，更要感化乡里，扭转风俗，“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这样“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而且不过数年，一定“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Lq。”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曾对胡林翼说：“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m，如果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可以说是以图报国了。曾国藩首先“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胡林翼、罗泽南等同志者“共守之,,llOJ，讲究气节，崇尚操守，标榜道德，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二、“广收慎用”的访求之法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曾国藩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对于“忍辱负重”人才的访求，曾国藩主张“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Cq，“采访宜多，委用宜慎”。一方面人才需要进一步的发现与挖掘，如果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另一方面“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又难以存在，因此要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关于访求人才的原则与方法，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凹。”如何“辨其贤否，察其真伪”，则主要以德才作为衡量标准。他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但在实际中强调德为本，才为用。二者关系不可倒置。“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又说：“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凹。”由此出发，他根据德才的优劣长短，将人区别为近于愚人者与近于小人者、官气较多者与乡气较多者、高明者与卑琐者等，并根据时代需要与人心趋向，始终把延揽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求人之道要像“白圭之治生，鹰隼之击物”，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这样才能“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凹，在不分区域、不拘身份、不限资地的“广收”的基础上，同时要辨别真伪与贤否，“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就“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11q；在湖南办团练之际，虚已倾心，招贤纳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