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二重结构及其意义.docVIP

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二重结构及其意义 　　[摘要]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文本上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结构，它表露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隐忧，以及他在日美欧强势文化迫力下的精神反抗。正是由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小说的写作进程被中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与文化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小说的范式，更在于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透析作家自身政治、文化困境的窗口。 　　[关键词]《新中国未来记》；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7)03―0117―04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前后只有五章。对于它未完成的原因，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小说文本的表层，而没有充分考虑文本的内在结构。梁启超政治上徘徊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文化上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中国未来记》就彰显了梁氏这种内在的矛盾。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两个层面来探讨小说的内在结构及其意义。 　　作为中国“政治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是梁启超抒发政治理想与发展宏图的“政治宣言”。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视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本”。 　　梁启超不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甚至不能算作一个专业的小说家，他的唯一一部“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也只是一部未完成稿。但梁启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占据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未来记》开创了中国政治小说的先河，更在于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从根本上确立了小说在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中的角色与意义。小说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尴尬情形由此改观，小说在观念上从文学的边缘走向中心。 　　如何将小说由边缘推进至中心呢?梁启超的策略在于构造一种“政治文本”，这体现在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他主要是从小说的社会功能出发，强调其对于社会政治发展与国民改造的意义，由此从根本上重建了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体系。 　　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里，梁氏指出小说的缘起和目的是：“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兹篇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这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从“政治”意义层面宣示了小说的主要功能与范畴。早在1899年，他就在《饮冰室自由书(一则)》中说：“(日人)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梁启超强调政治小说“不得专以小说目之”，是否是在寻求建立一种“政治文本”呢?《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种政治文本的特性，体现在小说的文体与内容层面。在内容上，正如他所言，小说通过主要人物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辩论，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就文体而言，梁启超在“绪言”里强调说：“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单纯的辩解，而是“有意为之”，是在强调此一文本与传统中国小说的差异性，由此突出一种“政治文本”的特征。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种“政治文本”，它内在地反映了梁启超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不已的思想状态。一般认为，黄克强的观点(干涉政策、统一秩序、无血的破坏)代表了梁启超的立场，而李去病则代表处于对立面的革命派的观点。问题在于，究竟是黄克强还是李去病更能代表梁启超此一阶段的立场呢?夏晓虹认为：“李去病是在理论上提倡革命，黄克强是在实践中反对革命，两个人实际上是代表了梁启超思想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不论黄克强或李去病，他们的思想都囿于改良派的思想框架之内。 　　对此，程文超认为：“从最隐秘的内心看，梁启超多少有些希望中国的问题能够不用激进的办法来解决。这在作品的艺术安排上有些颇耐玩味的泄露。”作品是如何“泄露”作者的天机呢?程先生认为小说的结局实现了这一点，虽然作者对黄克强与李去病思想“辩论”的结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但是小说的结局是黄克强的“立宪期成同盟党”获得成功，让黄克强成为新的共和国的创建人，这个结局说明黄克强更能代表梁启超的思想倾向。 　　但是，程先生也认为：“作品的内部叙述又颠覆了其人物与结构的外在安排：被作者倾注了如此匠心的黄克强，在论争时，其道理却并没有战胜李去病，可见李去病道理的强度与力度。”由此可见梁启超在革命与改良中苦苦地摇摆、选择的困境。由这篇小说的二元对立结构可知，梁启超的思想本来就存在多重选择与相互转换的可能性。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部“政治小说”的文本特征，早已为学界所认同。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政治小说”的文本，内在地隐含有一种“文化”的结构，这构成了文本的第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