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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资本化对法治社会与政治空间影响 　　【摘要】民主的本义是“人民的权力”，这种权力容易由于私利而集结，也容易因为“无知”而狂躁，更容易因为缺乏信念而改变阵营。行使人民主权成为了一种消费，民主人的利益被正当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替代了社会责任的伦理观，并被选举制催化为合法的产物。在民主资本的催化下，无差异的治理掩盖了有差别的政治，国家的控制形式与政治的治理原则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 　　【关键词】民主资本化 朗西埃 善的治理 　　【中图分类号】 D920.0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5.013 　　有统治就有合法性的拷问，有拷问就有相应的解释体系，在“天子”“贤君”“上帝”等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术语中，“民主”以最为正当的方式成为统治者争夺民意的利器。在这场竞赛中，“民主”的话语权被外化成可操作的资本。当生产资料向资本家聚集时，民主是安抚私有制原罪的鸡汤；当评判国家组织形式优劣时，民主是输送政治理念的媒介；当人民需要权力时，民主是观看竞选表演的门票。然而，“大部分西方民主理论，都把自由竞争选举、多党制或两党制，当作民主的核心特征。”①这种制度设计加剧了民主的资本化程度，民主的天然缺陷也逐渐暴露。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民主的资本化倾向，考察民主资本化对法治社会与政治空间的影响，在当下部分人过度迷信西方式民主的思潮中，解读朗西埃激进民主思想中对民主的恨意所在。 　　民主是统治者购买合法性的货币 　　每个时期的统治者在统治方式上虽有不同，但总是不断地追求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这种追求是政治生活的产物，并非由民主制度所催生。并且统治者对合法性的担忧，从不因长远有利的决策而平息，也不因太平盛世的到来而停止，而是基于统治者心中的原罪，进而不断寻求正统的自我救赎。公元1005年，宋真宗以“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两国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乱，以不及边防军费开支百分之一的岁币换取了百余年的和平，打开了辽宋两国贸易的桥梁，在此期间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即使作为北宋最具正统地位的皇帝，在四海升平之时，依然对其“澶渊之盟”所可能带来的统治地位合法性的问题产生了担忧，随后执迷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②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夺取皇权之后，源于心中统治地位合法性的心魔，不惜大开杀戒，以绝异声。③董仲舒更是以“天人合一”之论完成了皇权与正统在理论上的契合。欧洲中世纪，国王遵循大主教之教义，亦是以宗教信仰换取统治合法性（合神意）的手段。上述对统治地位合法性最大化的追求，讨好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以道德为政治武器的“士大夫”阶层，或统治阶级外部以“上帝之道”为控制形式的教会教规，追求的是平民大众对统治者身份的共识。如果将民主看作统治阶级对民意的遵从，那么从有统治以来民主就一直存在，只是以民主换取合法性所应付出的“代价之形式”在不断更迭。在皇权的世界里，天命不可违，民以食为天，民众对天意的服从构成了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路径，因此新的统治阶级需通过唯物主义与人定胜天的精神改变原有的共识路径。在神权的世界里，民众对天堂的憧憬与地狱的恐惧构成了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路径，因此新的统治阶级需通过新的教条与教规改变原有的共识路径。而每一次的改变，都不是以真实善意的民主作为标的，而是以挑战或改变获取合法性的路径作为标的。因此，封建王朝更替时，有时会伴随着皇帝无子或少帝早夭的现象，抑或天象气候之改变，这种改变为挑战合法性提供了契机。马丁?路德的新教，宣称“上帝亲自赋予信徒以直接依赖上帝的权力，信徒凭着‘信’就能与上帝沟通，得到拯救，即‘唯信称义’。‘信’使得传统的教条、教规大大丧失威信。”④新教的兴起创设了新的“代价之形式”，为统治阶级摆脱教皇教会的束缚提供机遇。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现世的物质享乐与权力欲望的满足被定义为新的追求，政治领域内的权利被外化为一种获取合法性的“代价之形式”，并通过选举制的交易法则，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在这种“代价之形式”下，民主成为了一种统治者购买合法性所发行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可以增强货币本身的财富价值，其兑换的标的越丰富，民主的程度看起来就越高；更少的自由限制，往往可以增强货币本身的权利价值，其兑换的权利越多，人权的程度看起来就越高。于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以民主作为货币的市场，使用“民主”就成为了一种“消费”。 　　民主资本化吞噬法治社会 　　朗西埃认为：“美国宪法的拟定是这种调和各种力量和平衡制度设置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民主（这一事实）的工作所缔造的经典案例，并且一直以来，宪法都是为了保护两个被视为同义的事物而严格地限定着民主，即最优秀者的统治和对财产秩序的维护。”⑤即使是美国宪法，在发展的进程中也曾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