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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领域内智识可能性 　　[摘要]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关键词]事实　价值　逻辑实证主义　价值客观化　智识可能性 　　[作者简介]陈坤(1984-)，男，江苏省徐州市人，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价值哲学、元法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D91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9-0045-07 　　 　　一 　　 　　休谟以降，人们习惯将所有的判断分为两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这种两分的一个后继结论是，事实判断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或语言分析的方式进行理性论证的，而价值判断却是主观的与不可证实的，处于理性之外。从而，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逻辑缺环。这一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所极力鼓吹的观念从根本上排除了构建任何范导伦理学体系的可能性。而在法学领域，进一步的推论除了将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进路彻底堵死之外，也将所有关于正义、道德以及“善良秩序”的言论都贬低为毫无意义的胡说。从而，在一些法律实证主义者如凯尔逊看来，无法通过一种理性的方式去确定所谓“正义”的内容，如果说存在正义的话，那么它唯一有意义的含义就是“合法性”，即把某个实在的法律规则适用于根据其内容所应当适用的所有案件。 　　这个结论让人失望，人们的理性与道德感总是期望能够对现存事物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且人们期望，这种批判性反思应不仅仅局限于某种事物的适用性或其与周遭事物的谐和性，也应涉及某种事物在价值上的优劣，以及其是否能够引导或达成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状态。当实证主义(广义)将此结论摆在人们面前时，事实上是让人们被迫接受既存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它要求我们最多只能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有效性及其方式的分析，却剥夺了我们进行道德评价的主体资格。这等于让我们承认：一个“巨大匪邦”(奥古斯丁语)中残酷的行为规范体系与一个法治状态下的规则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然而，我们的信念是，总有一种东西，能将法律区分于纯粹依靠强力维持的行为规范；也总有一种东西，能将权利区分于赤裸裸的暴力。我们将自己的命运置于政治社会之法律制度的安排与摆布下，并非由于我们的恐惧或者无知，而是由于我们神圣的“义务感”。从而，我们无法接受实证主义者们的结论，不管他们的论证是多么严谨得力，总是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才会得出与人类基本感情不相容的结论。 　　事实上，当我们追寻法律秩序之正当性的问题时，当我们试图将两种不同的但在其效力范围内均能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作一比较时，就预设了理性能力在价值问题中的领地。这种预设是基于我们拒绝做政治社会与法律秩序的奴隶，正如我们由于拒绝做自然世界与物理规律的奴隶而对自由意志作出预设一样。也正如自由意志不是我们对人之本性及相关方面进行考察之后所得出的适切结论，而是我们进行此类以及一切讨论的前提一样，这种预设也并非是我们通过考察价值现象而得出的结论，而是我们进行此类考察的前提条件。缺乏了这一前提，人们所有关于范导伦理学的言辞，就如卡尔纳普所言，并不比任何任意组合的词的系列更有意义。当然，要充分讨论这一问题，仅仅指出此种预设的必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这种预设是如何在现实之中实现的，而这就意味着要首先说明维也纳学派的论述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可取的。 　　 　　二 　　 　　当休谟指出我们并不能从“是”推导出“应当”时，他并没有走上价值相对主义的道路，也没有排除构建一种道德理论体系的可能性。尽管根据他的“图像语义学”，像“美德”一类的词汇并不存在外在的事实内容，但他还是把在价值问题上取得共识以及构建一种道德哲学的希望寄托在人类共同的“人格结构”上。在他看来。“所有掌握了公正地思考人类行为和问题的技艺的明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会在同样的环境中感受到赞成和反对的合宜情感”。后继的康德仍然坚持道德判断能够被理性讨论的观点，他将其道德哲学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并以“至善”为最终目的。所谓“至善”，就是在自由意志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