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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伊津哈游戏研究 　　摘要：约翰·赫伊津哈的这部“奇书”成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基于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深刻反思，这位“与年轻时代背道而驰的死板老人”①用一种扬古抑今的、饱含浪漫主义情怀的控诉，以“游戏人”的概念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人”之判断发起了挑战。纵览全书，赫氏以游戏为本位展开的文明史书写虽不免因其过分本质化的立场而易遭诟病，但他立足于时代发出的批判之声却当对今日之国人颇有教益。 　　关键词：赫伊津哈；游戏的人 　　1.游戏研究：从科学所止处起步 　　启蒙运动树立了科学的权威，并认为前现代的人类没有科学知识，缺乏主体意识，受制于结构规律。现代人有了科学知识和主体意识，能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因而能进入“自由王国”。然而，赫伊津哈开篇即批判了生理学与心理学以经验科学的方法对游戏进行研究的偏狭。 　　“你们确实了不起，但游戏的‘愉悦’实际是什么呢？为什么婴儿的笑声会显得愉快？为什么赌徒在狂热中难以自己？……生物学的分析对游戏的这种激动和专注一无所解。……而如我们的理性心灵所教训的，大自然不过是给她的孩子们所有这些有用的活动罢了，是以纯机械的联系和运动的形式来转移过多的能量，或是在紧张之余放松放松……但是绝非如此，大自然给我们的是游戏，是有激情、有欢笑、有愉悦的游戏。” 　　“‘愉悦’抵制着所有的分析，所有的逻辑解剖……游戏的存在一直加固着人类状况的超逻辑本性。……因为游戏是非理性的……我们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止处起步……我们可以不理会科学如何成功地把这一品质归约为量性因素。”② 　　赫氏认为游戏之所以不能为“科学”所理解，只因其超逻辑与非理性的特质。他的分析树立了“非理性”之于“理性”的优先性。赫氏的观点与人类学的经济研究在生产（萨林斯对“石器时代经济学”的讨论③）、交换（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研究④）、消费（历史特殊论学派对“夸富宴”的研究⑤）三大环节向古典经济学发起的挑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赫伊津哈的游戏研究从科学所止之处起步的主张，与埃文斯·普理查德对人类学宗教研究进行的反思不无相通之处。二十世纪中前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可谓人类学追求科学主义的时代典范。代表人物之一马林诺夫斯基，依靠标榜其“局内式”参与观察的“科学性”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范式。代表人物之二拉德克里夫·布朗，取经法国年鉴社会学派，着力于社会组织结构研究，并力争使人类学走向一条“归纳通则”之路。埃文斯·普理查德师承功能学派一脉，就宗教研究方面向先辈们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英国人类学家，特别是受杜尔干影响的社会功能学派诸学者们所走的这条实证科学之路，运用功能主义的方法，进入宗教范畴，割裂了宗教中的意义成分，忽略了他者的世界观，将宗教归结到了某种非宗教的因素之中。1959年3月7日，埃氏在一篇讲稿——《宗教与人类学家》之中，梳理了几种宗教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些前辈人类学家“要么对宗教漠不关心，要么对其采取消极的态度”。⑥在此背景下开展由“科学”主导的宗教“去魅”研究，化约了宗教本身的特性——“神圣性”。埃氏主张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应该走向一条人文之路，借鉴宗教学从整体与现象上把握宗教意义的方法，让宗教研究回归到宗教本身。 　　无独有偶，赫伊津哈主张的“游戏”概念由于内涵对“科学”逻辑研究的超越性，从而能够体认并保有宗教的神秘性，对他者进行“经验接近”。 　　“游戏是什么这一相当明了的问题，引导我们深入到宗教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当中……我们必须警惕我们表达意指上的不足和差异。为了形成对土著人心灵习性的认识，我们强加给它我们的种种条文。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是在把土著人的宗教观念置换成我们自己思想中的严格逻辑形式。……因此，我们坚持原初的、普遍理解的术语‘游戏’……游戏的概念很自然地与神圣性的概念合而为一。⑦ 　　赫氏与埃氏的相通之处可以从他们的宗教背景得到解释。埃文思·普理查德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他本人在1944年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赫伊津哈亦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自幼熏陶使得他保持了虔诚的宗教信仰。两位身负神性的研究者，相较于那些笃信科学能通“自由之境”者更能通达意义之于人类的重要性，进而能从“科学”所止之处起步，并迈向人文。反观人类学之学科历程，从主张不可一世的“科学主义”到二战以来的人文转向，学人逐渐认识到“科学规律”、“文化通则”对他者智慧的傲慢与无礼，反思并批判了启蒙以来树立的“科学”权威，终将“他者为上”奉为学科之“正朔”，不得不说与赫氏对人之体认有一定的共通之理。 　　2.游戏者：通往自由之境的人 　　在明确了游戏研究的路径之后，赫伊津哈在二至九章通过游戏与法律、战争、学识、仪式、诗、神话、艺术、哲学之关系的梳理，逐渐明晰了“游戏的人”这一概念，并认为，通过体认游戏的本真状态，人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