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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中国化新幼稚园实践与启示 　　[摘要]上世纪20、30年代，以陈鹤琴为代表的幼教界面对中国幼儿教育抄袭照搬、全盘西化的情况，主张采用实验研究的科学方法，创设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现代幼儿教育。他旨在建立“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至今仍对我国的幼儿教育改革有着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国化；新幼稚园；科学实验；幼儿教育改革 　　 　　中国现代幼儿教育肇始于1903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的湖北幼稚园，而现代幼儿教育真正纳入政府和教育者的视野，则是1904年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之《蒙养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全国的颁布。从1904年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真正开始到1923年陈鹤琴创立中国第一个实验幼稚园，中间隔了20年左右的时间，陈鹤琴何故决意创立“中国化的新幼稚园”?他的这种幼儿教育理想又是如何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这对我国当前幼儿教育改革具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呢? 　　 　　一、“中国化的新幼稚园”产生的背景 　　 　　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兴起主要是受外力所迫，实为应对当时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旨在强国兴邦之用，早期主要是模仿、照搬、抄袭国外的已有经验，因此存在全盘西化的弊端。为此，针对新教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全盘西化的现象，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开始对这种教育现状不断地进行反思，掀起了创建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性的现代教育的学术运动，史称“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其核心的价值诉求实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可以说，这一运动是遵循着国势衰微――教育不良――移植外国教育――中国教育外国化――中国教育现代化这一逻辑展开的。此处的“中国化”在民国时期被称为“本国化”“本土化”，而当时大多数学者都是在“适合本国民性与国情”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如学者庄泽宣认为“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合乎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合乎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点；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 　　虽然当时学界已存在“新教育中国化”的学术取向，但这种学术取向是“一种内隐式的本土化，其主要特点是没有明确提出教育本土化的要求，也没有获得国内教育学术团体有意识的支持，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取向更多地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本土社会的教育学者的具体研究活动中。”我们认为，陈鹤琴于1923年创立鼓楼幼稚园并于1925年进行的“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全面实验和研究即在此列。 　　 　　二、“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相关探索 　　 　　上世纪20年代，伴随着整个教育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中国幼教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幼儿教育存在的弊端。如陈鹤琴早在1924年即敏锐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我们还是墨守成规，不知改良，以致陈旧腐败不堪闻问了。”陶行知也指出，国内的幼儿园害了三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张雪门批评了宗教式、日本式幼儿园的弊端。陈鹤琴的学生张宗麟更是通过调查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5个城市的16所幼儿园和两所育婴堂发现：当时的幼儿教育几乎全部西化，不仅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照搬外国，连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举行的庆典节日都是外国的。他同时指出，这种幼稚园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徒弟，完全脱离中国的教育实情。可见，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已深陷停滞不前、东抄西袭的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陈鹤琴之所以最终选择幼儿教育作为教育改造的突破口，正是与其对当时中国国情与民性的把握和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幼稚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教育，因为它的对象早于学龄儿童。它的功用，正如培植苗木，实在关系于儿童终身的事业与幸福。推而广之，关系于国家社会。”陈鹤琴将当时中国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纳为：抄袭、不思改进、不合我国国情与民性。他决定要针对以上三种弊病为中国儿童建立“中国化的新幼稚园”，同时提出解决我国“旧幼稚园”之流弊的惟一门径只有科学实验，意即通过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实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与时共进的幼稚园。 　　以陈鹤琴为指导，张宗麟任研究员，李韵清、俞选清任教导的鼓楼幼稚园于1923年全面展开了“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科学实验，具体包括：幼稚园的课程和教材实验；幼稚园的教学法实验；儿童的习惯研究；设备与儿童玩具研究。这些实验最终形成了我国第一个幼儿园课程标准、幼儿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等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主张》这一“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纲领性文件和宣言书。但陈鹤琴对建立“中国化的新幼稚园”的探索并不仅仅局限在幼儿园教育这一块，而是关注了影响整个中国幼儿教育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如他还认为“中国化的新幼稚园需要中国化的师资”，为此曾先后在江西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和上海幼专进行了有关幼稚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实验和研究。 　　总而言之，适应国情民性是陈鹤琴建立“中国化新幼稚园”理念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而国情与民性又都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