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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高管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探究 　　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行为务必辨症施治，解决好治理结构失衡、权力运行失控的问题，需构建激励约束机制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本文从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着重分析了国有企业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合理规范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履职待遇与业务支出现状分析 　　（一）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存在问题分析 　　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自古有之，历代多为银两、车马、服饰、仆役等形式。清雍正实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皆有定额”“意在养廉”，初具现代薪酬结构的雏形。从国有企业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消耗的角度看，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因经营管理和执行职务而必须支出，是企业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 　　当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有待规范，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与工资及其他成本费用边界不清。有些国有企业随意调整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既有人工成本无序增长，侵蚀国家税基，侵害出资人权益的情况，也有违规列支个人支出，挤占成本费用，以致压缩职工薪酬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二是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发放或支付不合理，扩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有些企业实行的年薪制与国外仅有形似而已，实行年薪制后，相关人员的交通、通信、业务招待、国（境）外考察培训、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消费仍然没有限度地由企业承担，使年薪制名不副实。导致进一步拉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业内部职工收入水平的差距。三是受改革初期“放权让利”的影响，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够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虚置与内部人控制并存现象，背离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 　　财政部会计司在起草《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时就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下没有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审计委员会，其成员只是“形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难以胜任工作，甚至也“不愿”去履行职责。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受“内部人控制”，在“会计数字游戏”中，五花八门的个人开支被粉饰，企业相关职能部门在同一权力控制下也以既得利益为重，监督职责和监督措施流于形式。 　　（二）履职待遇与业务支出问题分析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体制而言，在企业改革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政企虽然形式脱钩，但企业管理人员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产生，供给制下“高福利”模式的惯性依然存在。从机制上看，国有资本虽居于主体地位，但现代企业制度和出资人制度还不够规范，所有者缺位或虚置，监督主体受制于客体，监督因利益关联而发挥预期作用。在制度层面，随着市场化发展，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正逐步扩大，规范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的系统性措施还不到位。 　　在经济学视角下，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问题反映的是利益冲突下经营者与出资人之间的博弈。经济行为的当事人都是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经济人”，而两权分离使“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 　　在一些企业中，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以激励、约束为核心内容，以出资人、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虽已初步形成，但以公司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内部监督机制还十分弱化。现实中企业管理人员可依靠其在制定薪酬标准和生成财务信息中的有利地位，对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采取混淆列支渠道和隐藏财务信息等方式，造成与出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二、履职待遇与业务支出管理改革思路 　　（一）体制是解决激励约束问题的根本所在 　　美国经济学家Armen Albert Alchian和Harold Demsetz提出的团队生产理论，揭示了所有权在解决企业的激励、约束方面尤为重要。在国有资本占优势地位国有企业中，如果要正确处理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维持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使监督积极作为并富有效率，监督者必须是国有资产出资人，既占有剩余权益，又拥有监督权力。 　　（二）机制是规范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重要保障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克服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不确定性方面，企业内部监督比外部监督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从国有企业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现状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列支渠道不当、信息披露不足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国家行政监督和出资人监督是不够的，还需要在企业内部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将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监督的重点由企业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即外部监督内部化。 　　（三）制度是规范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必然选择 　　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但委托代理则存在着固有的代理人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产生对出资人不利的经营者逆向选择问题。现实中经营者如果借助财务管理权，隐瞒利润侵吞资产，则可以相对安全地得到超过契约规定的实际利益，即隐性收益。在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