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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主题的研究述评 　　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雷雨》以其主题的多义性著称,甚至有人用“复调”来形容它。自从1934年7月它被刊载于《文学季刊》以来,人们纷纷对其提出各自的理解,作者曹禺也对这些评论《雷雨》主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然而,对《雷雨》主题的解读,研究者们一直莫衷一是。本文就对几种主要的解读方式做一个简单 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一.阶级主题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作品中人物的阶级成分,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切入文本。 　　第一种观点认为曹禺用“雷雨”的形象来象征资产阶级的崩溃,而《雷雨》的主旨则是揭示资产阶级的罪恶。 　　白宁在1935年所做的报道即持这种观点,他称颂剧本作者用娴熟的艺术技巧生动的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1]白梅则认为剧本暴露了资产阶级“金钱”掩饰下的罪恶,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婚姻和伦理制度表示着不满,“象征着大时代的来临”。[2]白梅和白宁的评论很简短,也没有很详细地进行叙述,但却是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的。 　　胡叔和将注意力放在周鲁两家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上,把“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3]生活所形成杂婚和通奸局面,当做这场灭绝人伦的大悲剧的形成原因。而辛宪锡则对文本进行细读,指出,侍萍、繁漪的爱情婚姻悲剧,周萍、周冲、四凤的爱情悲剧,鲁大海的身世之痛和事业失败(罢工被镇压),矛头都指向周朴园。周朴园(甚至他的继承人周萍)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家从血泪中看到周朴园的真实面貌,周朴园因此被亲人抛弃,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他的下场,说明了《雷雨》的主题:“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罪恶,必然激起人们的觉醒与斗争,它无法避免衰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资产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4] 　　“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有着它的道理,这种解读从文本出发,看到了周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属性,更看到了周朴园这一形象的个性特征。周朴园在哈尔滨承包工程时有意放水淹死小工,从而克扣保险费,矿上工人罢工时毫不犹豫的下令开枪打死工人,镇压罢工则软硬兼施,收买其他几个工人代表,开除不合作的代表鲁大海,同时在自家会客室里接待政界人物,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说,作为一个资本家,周朴园身上带有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味,是一个手腕高超、魄力十足的资产者。这种说法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鲁大海和周朴园之间的冲突上,但工人罢工并不是《雷雨》的主要冲突,周朴园和繁漪、繁漪和周萍、周朴园和鲁侍萍之间的冲突,在剧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罪恶可以概括得了的。因此,这种说法有它的局限性。 　　“反封建”是继资产阶级罪恶说后比较普遍的说法,在传统教科书中也大多采用这种说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看到了周家的经济属性,而且看到了周朴园本身的封建性,尤其是他与繁漪之间的矛盾,向来被认为是封建冷酷势力与追求自由人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周扬最早提出反封建这一主题。他认为生产上周朴园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的资本家,但在家庭里他是一个顽迷专制的的家长,而“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5]杨晦也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属于所谓的“官商”:“官”者,“自然是一种封建势力,不过却往往到国外镀过金的”;“商”者,“却多半是洋商,或准洋商的买办之流”[6]。 　　朱栋霖从周朴园“这个伪善而又专横冷酷的封建家长”日常生活中对妻儿感情上、心灵上的压迫与控制,看到了封建主义对人和人性的毒害与扼杀。在朱栋霖的论述中,繁漪、周冲、侍萍、四凤等对周朴园的反抗都是反封建的个性解放,不同的是前两者是精神上人性与个性解放的追求,而后两者是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人的生存追求,“无论是人的精神要求的遭扼杀还是人的自然本性遭贱视,其源盖出于罪恶的封建势力”,“(《雷雨》里)响彻着对封建主义的悲愤控诉和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响应与追求”[7]。钱理群进一步说,“一切恶果都是封建主义造成”[8],除了四凤、周萍、侍萍、繁漪、周冲,甚至周朴园本人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反封建”主题,相对于“资产阶级罪恶说”更有依据一些。首先,从曹禺的生平来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家庭中,他的父亲对孩子们非常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9]。其次,曹禺本人的创作谈也支持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曹禺就说“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一说法“可以追认”[10],“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11],他在1980年杭州讲学时也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在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