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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鲁迅式的试探和愧意 　　摘要：鲁迅的写于1925年10月的《伤逝》通常是被看作“五四”青年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寓言或概说。然而当我们寻找鲁迅这一时期个人经历时，发现1925年亦正是鲁迅个人生活中起承转合的一年，站在这个背景上，透视他充满矛盾挣扎的心灵世界，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就为解读《伤逝》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鲁迅 试探 愧意 《伤逝》 　　 　　作为一个作家，鲁迅的内心向来充满复杂的情感和矛盾，他的作品里应该埋藏有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爱恨情仇。当然鲁迅先生本人也许并不愿意我们去探究他内心的真实，所以他的文字很多时候是故意埋得很深的，但他由于郁积心中，有些强烈的内心情感不吐不快，所以只能以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使鲁迅作品具备了多样解读的可能性。这自然包括《彷徨》中的《伤逝》。 　　《伤逝》作为鲁迅唯一一部反映爱情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反映婚姻题材的小说，通常被看作是“五四”青年追求个人解放的一个寓言或概说。然而当我们寻找鲁迅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潜隐关系时，我们发现小说也未尝不是鲁迅的一次个人心路，或是其以个人的处境、心路为基础的一种推衍。 　　《伤逝》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10月。这对于鲁迅来说，并不是平常的时期。如果说他写作《彷徨》的1924年―1926年，是他苦闷、彷徨、失落的时期的话，那么，写作《伤逝》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1925年前后，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的变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23年7月周氏兄弟的失和，1925年3月开始的与许广平的师生恋。周作人在晚年曾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周作人的这一番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兄弟失和的确激生了鲁迅生命的疼痛感，然而许广平对他的理解、敬仰乃至热爱让鲁迅的生命有了些许的灿烂，在这样的温情中，鲁迅的伤痛暂时得到了缓解。所以如果说《伤逝》确乎蕴含了某种个人的情愫，那么，应当和他个人的情感遭遇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从种种迹象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定情，是在1925年的8月间。如果要说得更精确些，相互明确表态，是在8月8日或9日许广平躲进鲁迅家南屋到8月14日章士钊撤去鲁迅职务，这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这是女师大事件斗争最激烈，也是双方境遇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的爱情当然不是突发式的，双方相爱都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们相识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们通信和上门交谈也已有半年。而最艰难的时刻，也最能患难见知己。许广平面临着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的困境，鲁迅则受到“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地攻击，受到章士钊、杨荫榆们的排挤，而且面临北洋军阀政府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更相互了解对方的理想、志趣和人品。他们的相知，这时已到了相爱的境界。鲁迅在1934年12月赠许广平的一首诗中说：“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表明他们确是在“共艰危”中“携手”的，而“十年”正是从1925年算起的。 　　那么，当时鲁迅正和许广平处于热恋状态中，是什么使他在这个时候忽然写起了对爱情如此悲哀绝望的文字？其实早在两人通信、建立起恋爱关系这一过程中，鲁迅相对于许广平的主动则是表现出了一份犹豫和谨慎。对这意外到来的爱――本来，在个人的情感上，他已准备了“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鲁迅既欢欣又疑惑，他不能不如此。不仅由于他已经有家室，不仅由于他母亲的健在，也不仅由于他的身份、他的社会地位和敌人的可能攻击，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使然。怀疑一切、对人生感到绝望，是他的信条――自然也包括爱情。何况，他对自己是否还能有爱情、对方是否真的已经把对自己的爱戴转化为爱情还没有把握――尽管许广平已经有了暗示，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必然怀疑。 　　鲁迅曾说作家的创作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了”。《伤逝》某种程度上是给一个人看的――这个人首先是鲁迅自己。“爱了以后该怎么办”，他通过小说揣想自己的爱情，回答自我的问题，《伤逝》便是这一心迹不无曲折的显示。这种曲折的心迹显示，在我看来，应该是鲁迅式的试探和鲁迅式的愧意。 　　一方面，小说一开始就把一位清纯、沉静、外显柔弱却勇敢、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子君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发出了豪迈而壮烈的“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以异常的果敢和勇气毫不犹豫地付诸于实际行动，冲出了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大胆地与涓生公开同居了，骄傲地藐视来自社会的排斥和非议，在“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中“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这一行动，其实子君非常清楚，在那个笼罩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男权社会里，她这样做就意味着至亲的背弃，朋友的绝交，失业的阴影，人言的可畏，但她却是这样的“大无畏”，这是何等的“壮举”啊。透过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