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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剖析 　　［内容摘要］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关 键 词］ 中日关系；历史“瓶颈”；安倍晋三；理性 　　［作者简介］ 刘利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2006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打破历史常规，把中国作为自己就任首相以来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从而成为日本战后六十多年来第一位把中国作为首访国的首相。安倍此举一时好评如潮，被视为是打破中日政治僵局的“破冰之旅”，也使日本暂时走出了与邻国的外交困境。但是，在“七七事变”及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2007年，中日历史问题势必成为考验对参拜问题一直持模糊态度的安倍的首要难题。 　　 　　一、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产生的主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两国的国民意识和相互认识以及中日关系的走向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中日关系却越来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究其根源，这还是地缘政治、历史纠葛、经济利益、文化渊源等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使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既有无法割舍的“战略利益”，又有无法逾越的“感情障碍”。这种无法逾越的“感情障碍”无疑是由历史问题造成的，而历史观、战争观的根本不同以及日本独特的民族习性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产生和长期存在以致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难以突破的“瓶颈”的主要原因。 　　1.中日历史观存在着巨大差异。自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五十年的历史，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剥削、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反抗日本侵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在这五十年持续不断的反侵略过程中，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纵观中国近代遭受列强分割、掠夺的悲痛历史，“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①。然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情感。为什么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表现得如此宽弘大度之后竟然换不来一声真诚的“道歉”？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抹去的情感伤痛。 　　反观日本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则是顽固地坚持“皇国史观”和近来猖獗一时的所谓的“自由史观”。而“自由史观”的实质就是从崇尚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法则出发，否认日本对外推行的侵略行为，非但拒绝揭露其罪恶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实质，相反还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在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还一再主张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算”，并不真正反省历史和对历史承担责任，反而鼓励“不把过去的过失、考虑不周和欠缺带入未来，勇敢地一刀两断”②。这种历史观点在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和国民中相当有市场，他们主张加快摆脱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负担，做一个正常国家应该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日本继续否认侵略政策和殖民统治、篡改历史教科书和政府高官坚持参靖国神社的根本原因。 　　2.日本具有独特的民族习性。在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日本在历史认知上的言行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情感底线，并直接导致近年来中日关系摩擦不断。虽然从表层看主要是由“历史问题”引起的，而实质上它与日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等因素影响下的民族习性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层联系。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传统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对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民族习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一书中，称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相对于欧洲的“忏悔文化”来说，“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③。因此，日本社会认为人不可以蒙受“耻辱”，名誉比生命更重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就是宁愿否认和掩盖也不能承认让自己丢脸的历史。此外，日本文化特别强调服从强者而蔑视弱者，日本近代奉行“脱亚入欧”战略而崛起的发迹史和他们在历史问题的态度傲慢早经把这个民族习性展现无遗。 　　在日本的神道和佛教长期影响下，日本人形成了具有自己浓厚民族色彩的罪恶观和生死观，造成了日本整个民族的“罪恶感的薄弱”④。反观日本社会中的极端右翼组织的存在以及它们所从事的一些恐吓、暗杀等行为，都和日本罪恶感薄弱这一民族特征和日本民众心理中“恶”的意识有关。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因此,涉及到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日方一直认为日本政府已经多次道歉，按照日本人的罪恶结构，既然已经道歉，那么其心理上的罪恶意识也就结束了，这也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一直对于中国的道歉要求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