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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地方立法转型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到2010年底，我国已颁布现行有效的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1]。一个立足中国国情、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 。2011年1月24日上午，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首先，它强调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所有的法律法规必须依据宪法来制定，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其次，它涵盖了宪法、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社会法、诉讼法等多个部门，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法律体系。第三，它所涵盖的法律具备多层次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经验的结晶；而且，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借鉴国际社会相关法治经验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4]。 　　 二、新时期地方立法的转型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性法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地方立法工作应该以全新的角度进行新的审视和加强。因为，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并拥有56个民族、风俗习惯差异较大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并不能解决地方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很多问题还应该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其地方特色和发展要求来解决。所以，新形势下，地方立法工作一方面仍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方面需要做好转型工作。 　　 1.立法精神的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立法快车道”，法律法规数量日益庞大。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不仅要尽快走出以往那种过多、片面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而且应该尽快地对原有的立法原则、精神进行一定的清理和替换。而事实上，这些新的立法精神和原则正在积极地被体现、落实。譬如，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同时，正式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待遇，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立法正在实现由规范“身份”到规范“行为”的转型，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型[5]。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进一步着力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6]，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问题，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精神[7]，是今后地方立法信守的行动指南和立法精神之所在。 　　 2.立法目标的转型。过去的地方立法强调经济的发展，一切立法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导致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的严重失衡。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一个立足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今后的地方立法要向经济、社会立法并重转型，要协调社会立法与经济立法，适应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同时，要更加关注有关民生和环境的立法，如新农村建设、弱势群体的保护、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新能源建设等方面的立法。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法律的支持。地方立法要关注我国的农村建设，这不仅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也会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地方立法还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加强对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使地方立法的目标真正服务于民，造福于民。同时，地方立法在“拾遗补缺”的同时，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更好、更高效地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8]。 　　 3.立法重心的转型。正如吴邦国同志所说，我们的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既有一些现行法律需要修改的问题，也有部分配套法规急需制定的问题，还有个别法律尚未出台的问题[9]。地方法规往往条文很多，但解决问题的就那么几条；有的条例把国家法律照抄照搬，结合地方实际的条文却很少；有的法规将矛盾多、意见不统一的重大问题，以“由人民政府另行规定”的方式进行“技术性处理”，把矛盾推给政府[10]……类似情形的存在，使得地方性法规本身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影响了地方性立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应建立法规清理的长效机制，促进法律体系科学、和谐、统一。在地方性法规清理过程中，要及时修改和废止那些不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条款，增强时效性，找到切实解决本地区实际问题的具体经验。同时，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在国家立法时机尚不成熟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