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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民主恳谈对中国政治学意义 　　作者简介：程同顺（1969－），男，山西闻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张国军（1982－），男，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转换”（批准号NKZXA1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お? 　　摘 要：民主恳谈是产生于浙江温岭市的一种新型基层民主形式，专家介入是其显著特征，政治学专家学者在其产生及深化的十余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民主恳谈推动民主从理念走向实践，提升了政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丰富了政治学的学术资源，对于促进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民主恳谈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有关民主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如民主与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协商民主的特征与本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价值以及决策中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 　　关键词：温岭；民主恳谈；中国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67；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オ?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基本术语和研究热点的转变与现实政治发展休戚相关，应着现实政治发展的节拍而不断变换。“革命”、“专政”、“阶级斗争”已经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反映新时代主题的“民主”、“和谐”和“发展”。产生于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将民主从理念引向实践，政治学专家学者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作用不再仅是被动地对社会政治现实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而是参与到推广和深化民主恳谈的实践行动中来。知与行的结合，使温岭民主恳谈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温岭民主恳谈的发展历程 　　（一）发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 　　1999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鉴于群众对此前持续进行了十年的“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已生厌烦情绪，这次活动要采取新形式。台州市在温岭市松门镇试点，经过反复讨论，松门镇党委决定采用群众当面提问题、干部现场解答的方式，邀请村民同镇领导座谈，村民热情高涨、畅所欲言，论坛取得显著成效。当年，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又举办了三届，参加的群众达600余人次，提出问题110件，当场解释或答复84件，承诺交办26件，人们将这种论坛形式誉为松门镇的“焦点访谈”[1]。在对话沟通中，一种新型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式逐渐成熟，而民主恳谈也渐露端倪。 　　（二）定型：形成基本模式 　　在松门镇的示范效应下，温岭市各地陆续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干群对话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村民民主日”、“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名称。这些活动引起了浙江各级党政部门、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1999年12月，台州市委在松门镇召开了现场交流会，总结温岭经验，前来观摩的专家学者指出，温岭的各种对话沟通活动不仅是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创新载体，更是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政治。经过专家学者的点拨，温岭市将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与民主挂起钩来，对民主恳谈的指导和宣传重心也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转向基层民主。 　　2001年6月，温岭市委发文，要求将温岭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推广到全市所有乡镇，进而将其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2]。在温岭市委多个文件的规范下，经过几年发展，民主恳谈形成了基本运行模式，并在各领域推广开来。 　　（三）深化：由体制外走向体制内 　　2004年11月，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和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在杭州举办“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数学者从践行协商民主的角度认识温岭民主恳谈，并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建议。与会专家建议在温岭施行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以此将民主恳谈与人大工作结合起来，实现民主恳谈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过渡，促进其深化和发展。 　　2005年，温岭市新河镇、泽国镇按照不同模式开展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让民众和代表切实参与到政府预算的审核和监督过程中来。将民主恳谈与地方人大工作结合，融合体制外的制度创新与现行制度安排，不仅开辟了民主恳谈的制度化之路，同时也有效地激活了地方人大的功能，促使基层人大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2008年，温岭市将预算民主恳谈推广至六个镇，2010年又推广到全市各镇和街道，并且，将参与式预算从镇升格到市级政府部门。 　　目前，温岭民主恳谈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对话型、决策型和参与式预算[3]。这三种类型民主恳谈的存在既具有共时性，在不同场合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能够体现出民主恳谈历时性的发展，从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