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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发展董事长纽曼３５元价格对宝钢是合理 　　 　　斥资42.18亿元，以每股35.15元的高价接盘深发展5.44％股份，成为深发展第二大股东，使得宝钢集团的金融版图进一步扩张，距产融财团之梦再近一步。 　　 　　截至记者发稿（2008年1月17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尚未对深圳发展银行（000001，下称“深发展”）引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宝钢集团”）“战略股东”一事进行最终审批。此前，深发展高管曾乐观地认为该事项能在2007年年末之前获得监管层的批复。 　　2007年12月19日下午，深发展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在该会议上，深发展的股东们以99.8%的赞成率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同意对宝钢集团定向发行1.2亿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价格为35.15元，总计42.18亿元。 　　这意味着，一旦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审批通过，宝钢集团将以5.44％（未考虑已发行的认股权证行权影响）的股份比例成为深发展第二大股东，并有权向深发展派出一名董事参与决策。 　　“深发展股东以高达99.8%的赞成率支持宝钢集团入股，说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想法。”临时股东大会之后，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此评价宝钢集团的加盟。而宝钢集团以“战略”股东身份入股深发展，也引发市场种种猜想，为其打造“产业+金融”大型财团梦想增添了新的注脚。 　　 　　“战略”股东的意味 　　早在2004年，宝钢集团已部署并开始实施适度进入金融领域的战略。据《中国经济周刊》对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目前，宝钢集团旗下拥有宝钢财务公司、华宝信托、华宝兴业基金三家金融运作机构，并直接和间接持有中国太保21.4%的股份、新华人寿17.273%的股份、兴业银行2.9%的股份、建设银行1.3%的股份、宁波银行0.44％的股份、南京银行0.42％的股份、北京银行0.73％的股份、渤海银行11.67％的股份以及工商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的少部份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宝钢集团参股的银行数目虽多，但除渤海银行之外，持股比例都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宝钢在这些银行董事会中并不具有足够的话语权，仅能视为“财务”股东。 　　相较而言，宝钢入股深发展则要“隆重”许多，不仅以5.45％的占股比例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且将派出董事参与决策。在2007年12月3日发布的公告中，深发展也宣称，通过本次发行，宝钢集团将成为该行的“战略”股东。 　　何为“战略”股东？ 　　“我们在公告中使用‘战略’股东是按照证监会的标准，即投资者在三年之内不转售。”纽曼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他同时强调：“虽然国际上对于财务股东、战略股东的区分并不是十分清晰，有时候使用‘战略股东’表示双方或多方一起参与公司运营管理或开展具体的合作项目，但11月30日深发展与宝钢集团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中，并未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据中国证监会2007年9月17日发布并实施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配套文件，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显然，三年禁售期仅是战略投资者的认购条件，而非判定标准。 　　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在“2005中国论坛”上针对银行战略投资者曾提出“五个标准”――投资所占股份比例不低于5%；股权持有期在3年以上；派驻董事；入股中资同质银行不超过两家；技术和网络支持。按此标准，宝钢集团只满足前三项。 　　战略股东概念的模糊性以及深发展与宝钢集团之间尚无实质意义的“战略”合作计划，让宝钢集团如何在深发展中体现其“战略“股东身份依然成谜。 　　 　　曲折“宝深恋” 　　宝钢集团与深发展的缘分可谓来之不易。 　　2005年，GECF（美国通用集团下属消费金融公司）曾与深发展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GECF可以以每股5.247元的价格认购深发展价值1亿美元的股份，获得深发展7.29%的定向增发股权，成为深发展的第二大股东。 　　此后，由于深发展未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按照该份《战略合作协议》的定向增发一直未获监管层批准。直至2007年6月，深发展通过股改方案，其与GECF的协议才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此时，双方对于认购价格的理解已有天壤之别。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2007年7月至10月期间，深发展一直希望GECF参考当时深发展A股的股价，调整入股价格至每股35元，这比当初协议价格整整高出了近30元。但最终，曾经担任美国副财长的纽曼还是未能说服美国企业翘楚GE接受他认为的“合理”价格，双方的协议于10月23日宣告终止。 　　“GE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发言吧。每个人都会受到自身认识的局限。” 回忆起几个月前的这段往事，纽曼仍有几分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