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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眼中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 　　人权概念始终保持着“保护弱者”的核心思想。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历来都是立法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建设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理论和实务界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进行了诸多研究，笔者以为。对主体的保护，应有针对性，应建立在主体真正需求的基础上，再好的制度没有生长的土壤也难以生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研究被告人权益保障。则首先要了解被告人的心声，其对现实权利的根本看法，对权利的基本需求。基于此，2009年6月以来，笔者通过座谈会、个别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某市一看守所和一省级监狱的部分服刑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时根据文化程度、家庭情况、犯罪性质、年龄层次、个人性格等不同情况，选取了40余名有典型性的服刑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和座谈，发放问卷调查表200余份。就被告人权益的保障需求，对现行被告人权利的了解、对现行被告人权利的看法、对被告人权利地期望，进行了直接的调查和了解。 　　一、被告人眼中的被告人权益保障现状 　　从调查了解过程中，被告人反映的情况来看，被告人眼中的被告人权益及其保障，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模糊的权利 　　法律的明确性，司法的透明化是立法和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评判立法和司法的一个重要标准。现行法律无论是宪法、还是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对被告人权利保障已日臻完备，但被告人对这些权利大多仍是雾里看花，对权利的了解和理解大多是支离破碎，不明白自己真正享有哪些权利，权利真正的内涵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法律规定本身的模糊性，高度概括性；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被告人权利的规定分散，不系统，没有较为全面的集中的针对被告人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被告人对权利的掌握不全面：三是司法告知的愚民化、程式化、形式化。被告人权利义务的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但实践中，司法存在刻意隐瞒和愚民观念，既不敢随意或明示剥夺法律规定的被告人的应有的权利，必须履行法律告知的义务和责任。却又担心被告人知道更多自己的权利后，不利于办案部门顺利的办案，于是出现了权利告知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总想以最迅速最便捷的方式让被告人在告知书上签字就完成了诉讼程序的要求：四是普法的不到位，各种法律宣传不够，法律的波及面不广，造成广大民众对法律产生畏惧感、陌生感和神秘感。(这点有别于美国，法国法官托克维尔A曾谈到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有益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 　　(二)被缚的权利 　　要想让鸟飞翔必须要松开它的翅膀。权利的行使也需要有自由的载体。被告人因为之前的侵犯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其自由和权利相对而言，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究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度?在刑事诉讼阶段，规定了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五种强制措施，以及各自的适用条件。从立法本意。以拘留作为紧急手段，以逮捕作为特别防备手段。但现实情况是：拘留、逮捕的适用出现错位和泛滥，高羁押率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某市2008年以来，提起公诉和相对不诉的案件来看，逮捕率高达84％，而捕后被判三年以下实刑的占27.6％。缓刑以下的占33.7％。逮捕适用的条件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必须予以逮捕的情形。但在实践中逮捕的普遍运用已偏离法治的轨道。高羁押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害就是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刑法规定，被告人有辩护权，有证明自己无罪和罪轻的权利，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要求赔偿的权利、提出控告和申诉的权利等，而人身受到羁押，其以上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的行使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难以有效行使各项权利。实质上是为权利加上了绳索。让你看得见摸不着。而司法实务中，监视居住的变相使用，间接剥夺了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其权利的行使；隐性的超期羁押。阻碍其权利的及时行使，如律师代理被告人行使权利时被设置的种种障碍和责难，侦查期限的有意用尽。借用公诉退查的时间，或以重新发现罪名，重新计算侦羁期限而无限延长，被告人的权利无意中被克减和大大缩减。 　　(三)僵化的权利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法律适用的一条基本原则。良好的法律制度与司法应彰显刑法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但实践中，执法者往往囿于司法资源的短缺，或各种利益的趋动如片面追求办案率，而机械执法。执法办案过程中缺少人文关怀，不是从整个刑罚的目的和刑诉的终极目的――社会的和谐出发。而是追求眼前的利益――完成办案任务或追求某种个人的私利如工作实绩，办案量，就办案而办案，未考虑多种效果。如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这样两个案例，一职务犯罪嫌疑人在登机口被侦查人员拦截，该人一再表示，是去签订一笔大合同，而这笔合同的签订将极大的挽回其所涉嫌犯罪带来的损失，嫌疑人一再要求办案人员可以与之同行。这样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