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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舆论与司法活动冲突与协调 　　2010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主持召开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各级政法机关和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导向，增强传播能力，真诚欢迎、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司法活动与舆论监督，尤其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舆论监督的关系，是当前司法机关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不同视角：网络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差异与冲突 　　 　　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现象通过网络信息公开表达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评论与意见。网络舆论的开放性、突发性和情绪性与司法活动的特性和规律形成鲜明反差，在实践中可能引发两者之间的冲突。 　　 　　(一)网络舆论的开放性与司法活动的相对封闭性之间存在差异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虚拟的言论平台和思想平台。互联网的开放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网民人数庞大，成员复杂；二是网络舆论载体多样化，播客、微博等新型舆情载体不断涌现；三是网络言论自由化，发言者身份隐蔽，人们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观点、表明态度和宣泄情绪。网络的开放性要求处理舆情危机必须尽可能公开化、透明化。从近年来的实践看，网络舆情发生后，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昕证会。公布监控录像等关键证据，甚至组织社会调查团等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大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公开、透明取信于民，是化解舆情危机的有效途径。但司法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司法活动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排除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和传媒舆论不适当的指令、干扰和影响，是司法人员依法办案和公正司法的必要条件。在处理舆情危机时，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这种相对封闭性与网络舆论的开放性背道而驰，不利于及时平息网络舆情、化解危机，还有“暗箱操作”的嫌疑，导致网络舆情转而将矛头指向司法机关，引起网络舆情与司法机关的直接冲突。 　　 　　(二)网络舆论的突发性与司法活动的程序化之间存在差异 　　网络舆论在传播过程中时效性很强，载体近乎无限而且传播途径简单，经过一键转发或者简单复制粘贴，信息就得到几何级的传播和扩散，其形成和发展带有很强的偶发性、突发性和爆炸性特征。在舆情事件萌发初期。及时有效地汇集、分析和发布信息，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和决策，对化解舆情危机至关重要。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因此提出了应对网络舆论“黄金4小时”的概念，即在舆情危机发生的4小时之内厘清事实真相、完成信息披露和作出初步处理决定是控制舆情发展、有效应对危机的黄金时间。然而“黄金4小时”法则很难套用到司法活动中，在司法活动的价值位阶中，公正和程序都优先于效率，开展司法活动必须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有一套在外界看起来相当繁琐的程序和一段比较冗长的周期，不仅难于在第一时间作出对案件的处理决定，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查明并披露事实真相。由此可见，网络舆论的突发性与司法的程序性之间也存在深刻矛盾，导致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舆情事件的案件时往往面临两难境地：如果严格遵照程序办案，不利于及时有效化解舆情；如果牺牲程序为代价“快诉快审快判”，又可能欲速不达。触发新的舆情危机，损害司法公信力。 　　 　　(三)网络舆论的情绪性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之间存在差异 　　司法活动和网络舆论代表了评价社会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评价标准不同。网络言论鱼龙混杂。占主导地位的是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念，要求以多数人的看法为准：司法活动则必须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程序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二是事实认定方式不同。普通民众往往从自身的社会地位、人生阅历、感情偏好出发，基于日常生活经验，依据网络曝光的未经核实的信息来认定所谓的事实，认定过程中掺杂了很多先人为主的非理性因素；而司法人员拥有专业知识背景，以及与其职业特点相一致的思维及行为方式，认定事实是建立在证据规则上的。三是立场不同。网络舆论很难做到客观和中立，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容易偏向社会地位上的弱者和受害者。在网络中，突出表现为“仇富”、“仇官”情绪，这种情绪在胡斌飙车案、许霆盗窃案、邓玉娇故意伤害案、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中均有体现。而司法人员在长期从事司法职业的过程中，深受现代法律精神浸润和职业道德规则约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坚守中立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评价标准法律化、事实认定程序化的特点使得司法代表着一种纯粹的理性，与情绪性的网络舆论相去甚远，这就有可能导致司法机关判定的事实、作出的决定与网民的预期不符，导致司法机关成为网络舆情批评的对象。 　　 　　二、多维分析：网络舆论与司法活动的互动与协调 　　 　　网络舆论与司法活动存在差异和冲突勿庸讳言，但这种冲突往往是由于舆论偏差或执法不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