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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南丝绸之路贸易活动 　　摘要：20世纪后半叶，由北方丝绸之路的热议引发学者对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趣，已有二十余年的学术争鸣。先秦至秦汉两晋南北朝，在这条商路上进行过多种商品贸易活动，其中以食盐贸易涉及的地区最多最广泛，持续的时间最长。它们不仅促进了丝路所涉地区各民族的成长、繁荣，加强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还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交流。 　　关键词：西南丝绸之路；商贸活动；永昌；食盐贸易 　　从现存的中外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信，秦汉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存在着影响深远的互惠通商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的长期存续，不仅实现了互通有无的物资流通，而且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一、“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证据 　　根据学者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除《史记》记载张骞在大夏（阿富汗北部）亲眼目睹了从身毒转销大夏的“蜀布”“邛竹杖”外，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印度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等，不断提到“秦”（Qin）、“中国人”（都称作“Cina”，即China）、阿萨姆（东辉国）国王福受率领的基拉塔人和“中国士兵”（Sa Kirataisca Cinaisca Vaitah Pragiyotisobhavat）、“中国产的鹿皮”、称之为Cinamsuya的中国布（China Cloth）、中国丝（Cheenapatta）、朱砂（Cinaka）、中国的豆类植物（Cina-muga）。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将中国作为毗邻国家，多次记述了中国所在的方位，去中国的路线。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罗摩衍那》对中国人的描述最为清晰。在作者笔下，中国人是尚武的英雄。主人盛情接待那些远道来印度的中国人，并给他们食物。 　　专门记载历史事实的古印度《往事书》将中国定位于喜马拉雅山区域或印度以北。《摩奴法典》将中国描述得很大，从东边的海洋到西边的海洋，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到南方的文迪亚山（Vindhyas），Brhatsamhita（Xlv，30）把中国定位在印度的东北方。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文件提及中国时，往往涉及的只是与古印度相邻的那一部分中国，即四川、云南和南方地区。印度史学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时代，印度海上贸易尚未发展，因此这些作品描述的贸易路线主要是北印度与喜马拉雅山脉及其横跨山脉的路线。内陆路线从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印度，一方面与通往中印度的北方路线相连，另一方面与经西藏和缅甸到中国的陆路相连，这个地区资源丰富，以盛产棉花、铁、铜和金著称。整个恒河流域作为国际和国内贸易中心，已为当地考古发现和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各种文字史料充分证明。 　　应当看到，两汉时期经略西南夷战略的长期实施，益州郡、永昌郡的先后建立，哀牢王内附，使西南丝绸之路的南段滇缅道、身毒道从蜀商“奸出”“或至焉”的民间僻路变为比较通畅的官道。“渡澜沧，为他人”，显然指西南丝绸之路的滇缅段不受梗阻，为中外商贾提供了国际贸易的良好交通条件。 　　这条商路上的永昌郡（治今云南省保山市）地处滇缅交界处横断山脉南段，位置恰在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下游湄公河和通往印度洋的怒江（下游萨尔温江）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交汇处，是古文明沿大江传播的最佳聚焦点。《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哀牢王柳貌率众内附时，“称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二。” 　　永昌郡成为西南丝绸之路南段枢纽，有两条道路经此可通身毒（古印度）、大秦（古罗马）： 　　一是陆路从叶榆（大理）出发，经博南（永平）、永昌郡不韦（施甸县）、?`唐（保山）、腾越（今腾冲）贾人市，再经密支那（今上缅甸克钦邦）到印度阿萨姆。这条路段经过的腾越贾人市，为商货中转站，位于云南、缅甸、印度相邻处，蜀商转输商品到此，外商再贩运身毒、大秦。公元5―6世纪，不少中外高僧取此道往返中土和天竺。 　　二是水路从叶榆出发，经博南到达永昌郡后，经腾越，顺大盘江到八莫，再从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至下缅甸海口转船，经孟加拉湾而到印度南部港口或斯里兰卡（Tropan）港口，再沿印度洋沿岸西航至大秦国。 　　关于这条路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方人写的《厄立特里亚航行记》。张毅先生研究表明，该书作者佚名，可能是埃及人或希腊人，成书时间大约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该书是专门为航行于印度洋沿岸的大秦商人和水手编写的。张先生认为，该书记载有关红海沿岸、索马里以及印度西海岸的航行情况，港口位置和物产等都相当详细，显然这些地方是作者亲身经历。至于瓜尔达非角以南的东非海岸，马拉巴尔以南及印度东海岸各地，则可能是根据传闻而写成的；不过提供这些资料的人的确沿孟加拉湾海岸各地航行过。因此，这一资料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综观这部航行记的内容，可以明确两个问题： 　　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