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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约因论在英美法系衰落 　　摘要：约因理论是英美契约法的独特内容，该理论的成熟形态是“交易约因论”，即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为基础，通常表现为受诺人的“法律受损”的“约因”就是交易的符号。“约因论”的衰落表现在多方面，既有“禁反言”等新的契约理论对它的挑战，也有成文法对约因要求适用范围的限制，而且，传统的约因法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生变革。“约因论”固有的形式主义、僵化性、技术性等弊病决定了其衰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约因论”的衰落也标志着英美契约法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转型。 　　关键词：约因；禁反言；衰落；契约法 　　中图分类号：F51 　　文献标识码：A 　　 　　英美契约法最独特之处是在契约构成要件上对“约因”（consideration）的要求，即将“约因”作为简单契约。成立的必备要件。约因理论缓慢孕育于中世纪烦琐的契约诉讼形式，其中，经过17、18世纪的成长，该理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步入其黄金时期。在此阶段，不仅约因要求在英美契约法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理论本身发展至成熟和确定。成熟的约因理论表现为“交易约因论”(Bargain Theory of Consideration)，即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为基础，允诺人只有从他的允诺中有“法律获益”（legal benefit），受诺人必须为允诺遭受“法律受损”(legal detriment)，也就是付出某种东西作为该允诺的“约因”时，该允诺才有法律强制力。作为对此思想的表达，《美国契约法重述》第二版第17条第1项规定：“除第二项另有规定外，契约的成立必须具备交易，交易包含双方当事人对交换的合意表示和约因。”《美国契约法重述》第一版第75条和第二版第71条都有关于关于“约因”的定义。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契约理论的变革，约因理论开始衰落。它不仅受到理论上的怀疑，司法判例的挑战，还受到成文法的限制，在英美契约法学界甚至响起废除约因的呼声。 　　 “约因”被比喻为英美契约理论这个“巨大机器的平衡轮”［1］。所以，约因制度无疑是研究英美契约法的绝好视角，本文将从多角度对约因理论的衰落展开描述和分析，以此考察英美契约法的变迁。文章的第一、二、三、四部分拟阐述“约因论”衰落的主要表现，第五部分从法理学角度对“约因论”的衰落进行探讨和评析。 　　 　　一、 “禁反言”对“约因”的挑战 　　 　　 “禁反言”（estoppel）制度是“信赖契约论”的主要标志。“信赖契约论”(theory of reliance contract)是20世纪的产物，其基本观点是人们自愿承担契约义务的情形越来越少，生活中大多数契约责任是基于一方的受益或一方因信赖对方而遭受的损失而强行产生的。比如，一个人偿还欠款并不是因为他还钱的允诺而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欠款的利益。“信赖”学派认为“约因”是历史遗留的古董，无用的技术，即便有什么用处，最多是允诺严肃性的证明［2］。英国著名契约法学家阿提亚（Atiya ）是“信赖契约论”代表，他认为，古典契约法注重保护“预期利益”，1770-1870年这100年是以“预期利益”为基础的契约救济的黄金时期，1870年以后，以信赖为基础的责任和救济开始受到重视，“允诺禁反言” (promissory estoppel)原则就是这一历史潮流的明证。 　　（一“禁反言”原则在英国的确立 　　1947年的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是“禁反言”原则在英国得到确阐述和正式确立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出租人在二战爆发时向承租人允诺将房屋租金减半，战争结束后，出租人起诉要求将房屋租金恢复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初契约的约定。丹宁勋爵判决原告胜诉，即战争结束后租金恢复到以前的价格。但是，他认为，依据“禁反言”原则，原告无法主张战争期间的租金差价。丹宁勋爵对“禁反言”的陈述是：假如一个人作出一个希望创立某种法律关系的允诺，允诺人应该知道受诺人会相信该允诺并据此采取行动，而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后果，尽管根据古老的普通法很难为这些允诺找到“约因”，但法院也不允许允诺人采取与允诺不一致的行动。 　　丹宁认为，该类判决是普通法与衡平法融合的自然结果，在普通法与衡评法的融合已经长达70年之久，传统的约因法则必须受到重新审视，上述允诺取得有效性的逻辑后果就是：债权人做出的接受较少金额以满足较大数目的债务的允诺（如果已经被债务人信赖，尽管缺乏约因，也是有约束力的）。可见，丹宁勋爵得出的逻辑后果与著名的 Foakes v. Beer案确认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二）“禁反言”理论在《美国契约法重述》中的发展 　　《法律重述》是内战以后美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