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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转型期地方保护主义成因 　　[摘　要]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因素之外，还有其特殊的社会转型期背景和成因。在社会转型期，地方保护现象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 　　[关键词]社会转型；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391(2007)01-0023-02 　　 　　地方保护主义，或日地方本位主义，作为一种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消除了自封建时代以来经常存在的地方割据局面。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一个历史性转折，地方开始成为具有较大经济自主权的利益主体，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异质性明显增强，地方与地方之间也开始激烈的经济角逐。在地方利益动机的驱动之下，地方保护现象在我国又以各种形式蔓延并扩展到包括法律领域在内的许多方面，成为阻碍市场统一和法制发展的严重问题。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事实，我们迫切要做的是剖析社会转型时期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特殊背景和成因，并以此为依据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中央与地方格局的变化与双方利益博弈关系的形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建国后的前30年，“全国一盘棋”是构造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不同地方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每一个地方都是国家这个整体“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各个地方存在的价值取决于其对全国所作的贡献。在这种格局之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是理所当然，地方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利益和权力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传导器”和“应声筒”。这种做法在建国前30年有效遏制了地方保护主义的苗头，保证了将有限的地方资源动员起来用于全国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利益缺乏内在的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明显表现为：随着中央权力不断向地方下放，“全国一盘棋”和中央“一刀切”的格局被打破，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地方利益开始苏醒，“事权”和“财权”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由此，地方“身份”发生重大变化，地方利益实现相对独立化，地方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地方政府在成为有着自主需求的利益主体之后，其追逐物质利益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极度高涨。地方利益无条件服从全国利益、地方完全隶属于中央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也就必然让位于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相互博弈的格局。这种博弈既可以表现为地方突出和强调本地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影响中央的发展战略决策，争取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也可以通过一些不正当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侵入国家利益的合理疆域，过分强调本地利益，无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自行其是等等。 　　 　　二、各地“异质性”的增强与发展的不平衡 　　 　　建国后的前30年，在全国性的统一政策和统一领导之下，强调的是不同地方之间的集中与统一。中央对绝大部分地方的政策实行“一刀切”，各地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大体相同，这就造成各地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同质性”。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仅表现为各地自然条件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中央对不同地方实行不同的政策待遇和发展模式，各地的经济发展机制出现重大差异。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不同地方的适应能力和发展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各地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状态”和“异质性”倾向。这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程度等多个方面。 　　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意味着不同地方之间已不再是仅仅依靠中央权力联结在一起，利益博弈关系和市场经济中的交换和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不同地方之间建立联系的新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都处于正在形成的市场环境当中。作为日益活跃的利益主体，各地政府谋求本地财富总量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人均收入的提高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不同的自然状况、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历史遗产等客观因素，以及发展模式、政策倾斜等现实原因，各地在发展时间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各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力更生、自我生存和竞争能力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不同地方之间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着激烈的资本、人才、原材料和政策的竞争，各地的利益摩擦和利己行为在所难免。在各种资源稀缺以及原材料价格和制成品价格严重扭曲的条件下，加工业发达的经济发达地区获得了额外的利益，它们往往要采取地方保护措施巩固本地已获得的经济利益和优势地位；而常常作为原材料供应地的经济落后地区，为了避免在市场交换和企业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