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最后秘境.docVIP

走向最后秘境 　　一 　　 　　民族学家总是走得很远的。 　　 不知道刚刚过去的上一个世纪里，民族学家行走的故事有多么精彩、感人――李安宅深入藏区，费孝通深入瑶区，马学良、林耀华深入彝区……结果都是一样的：除了路上的艰险与曲折坎坷成为传世的经典外，他们都带回了厚重的学术著作，此外，当然还有学问人生的新境界。 　　然而不论刚刚过去的上一个世纪里有多少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走得多么遥远，行走的故事多么感人或催人泪下，徐平肯定都是走得最远、走得最艰辛的学者之一。 　　楚鲁松杰是西藏阿里地区靠近西部最边远的乡之一。打开中国地图，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用徐平的话说，“如果把中国地图看作一只引颈高歌的雄鸡的话，楚鲁松杰正好在它翘起的鸡屁股部位。” 　　 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如此独特，却与它在漫长时光里所受到的外界罕有的关注度形成对比。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楚鲁松杰是中国最不易深入的地区的话，那么，这就是证据了――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这里是中国最后的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地方。1999年元月13日下午――对于徐平来说，这一天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具备实质性的意义――西藏阿里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被请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介绍阿里情况时，他们提到的这个细节引起徐平的一阵惊叹：“在阿里的边境地区，还有一区三乡约二千多人未进行民主改革，其中以扎达县的楚鲁松杰乡最为典型，虽然已经陆续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当地老百姓基本还是在传统制度中生活。” 　　“这还了得！”徐平在心里惊呼，果真如此，仅只是作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活化石’来研究，就是万分难得的机会。”其时，西部大开发刚刚形成热潮，而楚鲁松杰即使说不上位于中国的最西端，也算得上处于中国的最西南端了――徐平为自己找到了思考西部开发的一个支点。当然，这是一个独特到极致的支点。 　　 　　二 　　 　　 理解楚鲁松杰的遥远并不难：它也被隔绝在无数的冰河与海拔6000米的普布拉雪山之外，既使与区政府曲松之间相隔的85公里路程，也要骑马走两天。普布拉山漫长的大雪从第一年秋天一直下到第二年夏天，这使楚鲁松杰对外敞开的时间一年里只有三、四个月。为了改变楚鲁松杰乡的交通，阿里地区投资240万元，经过三年搏斗，路终于在1997年9月开通；但这是一条只被当时的行署专员率领五辆高级丰田越野车行驶过一次的道路，它很快就被普布拉山口的大雪破坏。1999年，行署再下拨24万元维修公路。然而，人们心里都清楚：普布拉山是一个难以被根本征服的屏障。 　　 徐平乘坐一辆大货车，用八天时间从拉萨一步步接近阿里。这是走向楚鲁松杰的第一步。之后，从狮泉河――扎达县――曲松区，东风货车在二、三亿年前被称为“古地中海”的西喜马拉雅古老大陆上颠簸，颠簸两天，那时徐平觉得自己行走得像远古海底的游鱼；当遭遇险峻的深沟时，司机――“慢慢将车开到沟壑边，先将前面的车轮放入沟底，汽车就像栽在深坑里的一棵怪树。坐在驾驶室里的人，几乎就要扑倒在前面的车窗上了，然而车厢里的货物和乘客居然没有掉下来，让人感到奇怪。司机再猛烈地轰动油门，汽车一步一颤地挪动，居然又从深沟里爬了出来。”这样的驾技，令人叫绝。很显然，这一段路走得虽也很苦，但对比后来的行程还是显得那样轻而易举，简直可以说是奢侈了。真正的险恶在后面哪。从曲松区政府所在地到楚鲁松杰，翻越六千米雪山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匹。沿着山谷前进，在雪山之间的缝隙里绕来绕去，越走越高，当走到一处险峻路段，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谷，道路又窄又陡，而路上又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头时，徐平突然听见同行的曲央一声叫喊，在一回头之间，徐平摔下马去。 　　 这是徐平前往楚鲁松杰“九死一生”的第一劫。 　　徐平庆幸自己是向陡坡方向落马的，否则他或许早已成为“烈士”。而万分令他感动的是：生活在西喜马拉雅的驮马如此具备对于人类的救助之情，它竟然能在受惊之后迅速调整好身体的平衡；当它的后腿急需寻找平衡时，已经触到主人大腿的马蹄又迅速缩回去，重新在主人腿旁的缝隙里小心地、迅捷地落下蹄子。 　　――这样的“幸运”发生在很多时候。另一次，在翻越一座光秃秃山坡上一条笔陡的羊肠小道时，徐平骑在马上，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就在这时，山上偶然地出现了解放军的巡逻队；徐平下马打招呼。就在这时，赶马的民工惊叫起来――他看到北京来的学者所骑的马鞍绳索几近断裂；如果不是遇到部队，及时下马，只需要一会儿功夫，他就会顺山翻滚、粉身碎骨了。 　　 在险绝的路上，很多时候，徐平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心中无声默祷：“山神，我把自己交给你了。” 　　 当然也有“浪漫”的时候。翻越雪山时，找块大石头枕着在野地里睡觉，醒来时惊见睡袋表面的露水结成一层薄冰，阳光下晶莹剔透，身体一动，薄冰破裂，一片片鳞片闪闪发光。天哪，自己是睡在冰壳里的，就像一只“蚕蛹”。 　　 骑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