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苏词革新-转变词风.pdf

三、转变词风 苏轼填词所处的时代，正值柳永词风靡一世之际。因此苏轼填词不能不以柳永词为参 照。苏轼是有意地要与柳词拉距离的。如其作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后，曾写信给朋友 鲜于侁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 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以“自 是一家”为标准，这说明苏轼填词及其词调的运用，都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宋人笔记载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沾染了柳词风气，“尤为当时所传”。苏轼遂谓秦词 “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而且一见面就问 他：“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观辩白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 坡云 : “‘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这才不得不惭服。元祐八年，苏轼任定州安抚 使时，歌妓有意在宴席上演唱柳永的《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 者”。歌妓的心思是希望苏轼也能即兴填一首长达两百余字的《戚氏》词，以此验证苏轼的 才学。苏轼于是针对宴席间宾客所谈及的周穆王、西王母神话故事，当场用《戚氏》调填词 一首，据说是“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而最著名的一个故事莫过于俞文豹 《吹剑续录》所载：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 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这位幕士的评价形象地体现了苏轼与柳永词在审美风格方面的差，也显示了苏轼对传统 词风的重大革新。不过，苏轼词风的特点究竟应如何描述 ，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历来的 评论大体 以如下四说为主： 1.豪放 南宋绍兴年间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谓苏词 “豪放风流，不可及也。”陆游《老学庵笔 记》谓：“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律。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 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声律耳。”南宋朱《曲 洧旧闻》谓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若豪放不入律吕”。这基本上都是从不以协调音律而 影响词意表达的角度来评价苏词之豪放。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谓：“苏子瞻之作，多是 豪放。”这样，豪放一语遂成为后世评价苏词风格的主要范畴。 2.清丽舒徐 南宋张炎《词源·杂论》指出：“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 《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 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清丽舒徐”是张炎对苏词风格的判断。 3.韶秀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人赏东坡粗豪，我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 豪则病也。”在他看来，苏词粗豪之处未为佳，韶秀才代表了苏词风格的真正特色。 4.清雄 晚清王鹏运《半塘遗稿》云：“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 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 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 相悬，宁止才华而已 !”王鹏运认为北宋其他著名词人的风格都可以仿效而得，然而苏轼的 清雄特色是无法模仿的。 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对作品风格的判断，往往以主观感受和印象为主，不作甚至很难 做出明确的概念辨析。如所谓豪放，不同时代的人所指称之豪放，其内涵外延恐怕就不完全 一致。陆游、朱谓苏词豪放，实际上更多地指豪放不羁、纵情放笔的意思。但张炎《词源》 所谓“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之“豪气词”这个说法，就侧重指气概、气度而言。明代 张綖论词分豪放、婉约二体，以此来概括词在内容、风格、作法等方面的两种主要倾向，就 把豪迈气概与放笔恣肆这些意思都包括在内，其含义更为丰富了。因此，上述这些风格范畴 用来描述苏轼词风，虽均有其理，可并存而不废，但又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更何况像苏轼这 样的大作家，其作品的审美风格常常是多元化的而不主故常的。豪放固然是苏轼词风的主要 特色，但只谈豪放不能尽见苏词面目。晚清冯煦为朱孝臧注《东坡乐府》作序，就提出：“东 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他认为 苏词的风格特色是在刚柔之外，自成一体： “词有二派，曰刚与柔。……而东坡刚亦不吐， 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