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进词律
词在唐宋时代是配合燕乐乐曲歌唱的,其格律比近体律诗更为严格。李清照在《词论》
中要求词“协音律”,不仅分平仄,还要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她批评
苏词“往往不协音律”。因此苏轼在词律方面的贡献,常常被人们忽视。盖苏轼曾自言不善
唱曲,因而其词有不入腔处。宋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载: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
工,而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他认为苏词虽然文字精工,但 “不入腔”,即在声律上有不和谐之处,不能和乐曲音律完美
契合,而这是由于苏轼本人不太会唱曲的缘故 。苏轼虽然不以精通音律、词腔严整而著称 ,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词无人传唱或不能传唱。并非如李清照所说苏词就是 “句读不葺之诗耳”。
况且以李清照的苟刻眼光,也只是说苏词往往不协律,而未云苏词皆不协律而不能演唱。实
际上,苏轼的词有不少是协律合腔的,如 《念奴娇》赤壁古词、《永遇乐》燕子楼词、《水
调歌头》中秋词等名作,在宋代就已传唱不衰。正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谓: “公非不能
歌,但豪放不喜裁翦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轼在推进词律方面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在用调方面,着重引入了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为词,如《沁园春》《永遇乐》《满庭芳》
《洞仙歌》《贺新郎》《念奴娇》《水调歌头》《哨遍》《醉翁操》等词调。这些词调有的是自
度曲,有的是苏轼最先使用的,有的则是经过苏轼运用之后而获得流传与推广的。这些词调
往往成为后来词人们习用的熟调。论北宋词人的创调之功,柳永、周邦彦等精通音律的词人
固然居功甚伟,但苏轼所推广的这些雄豪曲调,也是宋代流传词调的重要部分。苏词对词调
的兴盛同样有重要的开拓之功。
2.不过份拘守词调原有的词律或句法,在大体遵守音律的前提下 ,对词的句法、叶法进
行个别变动。这就是所谓苏轼作词“曲子束缚不住”。实际上,在宋代词乐的演唱过程中,
歌者本身的演绎就具备这种灵活性,个别局部的变动,通过歌者的调节,不会影响全词的表
达效果。这显现出苏词以意为主的特点。如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说谓: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
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
宇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
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
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
“文自为文”,意味着作者创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歌自为歌”意味着歌者演绎的灵活性和
主动性,“歌不碍文,文不碍歌”,说明两者之间并不相互排斥 ,所以这才是“坡公雄才自放
处”。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不被词律所束缚的创作度,其实反映出来的也是词的文人化
历程中的现象。苏词中一调多体的现象也较常见 ,这对打破词律的僵化和词调的凝固化也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苏轼词的革新,为宋词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谓其 “指出向上一
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与苏轼同时且交好的晁补之、黄庭坚等人虽然被视为
苏派传人,但严格来说,晁、黄以及秦观等人的词风,在主体上与苏轼均不十分接近。而徽
宗年间新党执政的政治氛围,也使得苏词的影响不可能非常广泛。北宋灭亡后,在南方的南
宋,包括苏轼在内的旧党均得以恢复政治名誉,其著作也以大规模流传。而在北方的金国,
则以崇拜效仿苏轼为主流文化风气。这些因素促成了苏词的流衍。其中,南宋叶梦得、陈与
义、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被视为苏轼词风的后继者,并成为
南宋词坛主流词派之一。辛弃疾更是与苏轼合称苏、辛。而北方金国则以蔡松年、赵秉文、
党英、元好问等词人为代表,并进而对元代初年的北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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