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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的《诗本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 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意日增，旧说几废，推 源所始，实发于修。” 南宋楼更赞“唯欧阳公《本义》之作， 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欧阳修的《诗本义》虽然到了清代才引起 广泛的关注，但其《诗经》之学对整个宋代的《诗经》研究有着 深远的影响，对后来屡屡发微的苏辙、郑樵、朱熹的启迪是不可 忽视的，谓其是敢为天下先之作，实不为过。 从《诗本义》的编纂方式与体例来看： 本义解说 114篇 （卷 1至卷 12） 一义解 20篇 （卷 13） 取舍义 20 篇 （卷 13） 时世论、本末论、豳问、鲁问、序 问 （卷 14 ） 统解 （卷 15） 郑氏诗谱补亡及诗图总序 （卷 16 即卷末） 最能反映欧阳修基本观点的是“本义解说”和“二论三 问”这两部分。 “本义解说”是 《诗本义》 的主体，主要评议毛、 郑训释的不当之处 ； “二论三问”属于专题式讨论， 在治《诗》 态度、诗篇的时世、 《诗序》 《鲁颂》 《豳风》等问题方面对毛、 郑旧说提出质疑。从中我们亦可知， 《诗本义》并没有对诗歌加 以系统地考证辨析，只是对《毛序》《毛传》《郑笺》等不符合 诗歌本义的见解提出质疑， 并表述自己的想法。也因此，学界 认为他是为订毛、郑之失而作，本义解说只 114 篇，一义解、取 舍义都不代表全篇，论及的诗歌不过三分之一多，又是针对毛、 郑而言，非通论全书，与后继的郑樵、朱熹相比相对显弱，且不 能自成体系，书中的论述也有不得当之处。因此，我们对于《诗 本义》需有相对客观而清醒的认识，他虽然是敢为天下先之作， 却不是体系健全的扛鼎之作， 但于“诗经宋学”却仍是一部不可 忽视的启蒙之作。 一、论诗之法 因文求义一一此处“文”是文理、文意的意思。 因文求 义即抛开诗篇之外附加的种种内容， 尤其是《毛传》《郑笺》 的内容， 直接对诗篇语言文字进行解读， 以探得诗人创作之初 的意思和情感。如： 《何人斯》 论曰：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 舍此则为臆说矣。 《卫风 ?氓》 论曰：今考其诗一篇始终是女责其男之语。凡 言子言尔者， 皆女谓其男也， 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 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 忽以此一句为男 告女，启程文理？ 《小雅 ?斯干》论曰：郑笺不详诗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 一章之内没句别一说，是以文意离散，前后错乱而失诗之旨归 矣……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见诗人之意？ 汉唐笺注疏也都会解读文与辞， 但是它们首先将自己置身 于序、传之下来解诗。 这就等于在先行观念之下， 以求诗证， 非 实解诗意。而宋以来“诗本义”说， 却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 后来， 朱熹发展了这个观点， 他在《楚辞集注序》 中说： “王 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补注》皆未尝反复嗟叹咏歌， 以寻 其文词指意之所出， 而遽欲取喻立说， 旁印曲证， 以强附于 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 或以迫切害于义理， 使 原之所为一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 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 世。”？ ?？? 以情论诗 这是《诗经》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注重情 感在诗歌创作和解读中的重要作用。 这恰恰是秦汉“诗经学”中 最缺乏的。这与刘勰之“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 入情， 沿波讨源， 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 觇文辄见其心”， 陆机之“诗缘情而绮靡”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正是“以情论 诗”的方法，影响了朱熹作《诗经集注》与《楚辞集注》。 《出车》论曰：诗人虽简易， 然能曲尽人事， 而古今人情 一也。求诗义者， 皆以人情求之， 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 远， 遂失其本义。 《本末论》 曰：诗之作也， 触事感物， 文之以言， 美着善之， 恶者刺之，以发其抑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 意也。 二、议毛郑之失 欧阳修在《诗统解 ?序》中提出“予欲志郑氏之妄，益毛氏 之疏略而不致者，合之于经”，在研究之初，欧阳修便定下了著 《诗本义》的宗旨，并将其贯彻全书。 1. 议《毛传》之失的例子。《诗本义》卷十三“ 取舍义” 说： “《出其东门 》…… 其诗曰：有女如荼。毛谓：‘荼， 英荼 也。言皆丧服也。 郑谓： ‘荼茅秀物之轻者也， 飞行无常。 考诗之意云‘如荼’者， 是以女比物也。毛谓丧服疏矣……言 女虽轻美， 匪我所思尔。 以文义求之， 不得为丧服， 当从郑。” 又《周颂 ?执竞》 ：“ 不（同丕）是成康， 上帝是皇。” 《毛 传》释“成康”为“其成大功而安之也”， 《郑笺》则释为： “其 成安祖考之道。” 而欧氏则说：“成康者， 成王、康王也。犹 文王、武王， 谓之文武尔。然则， 《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 诗。” （驳毛、郑以《周颂》皆为周成王时所作之论）又说： “成康者， 成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