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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治化：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纵观历史，从“人治”到“法治”的治理方式转变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 体现出我国在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从宏观上把握住“法 治”这一关键性路径。教育作为关乎民生发展的重要领域， 其中 存在着影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引发社会重要关切的突出矛盾。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领域的治理方式亟须转变， 依法治教无 疑将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治理体系和方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在明晰教育法治化内涵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教育管 理实践的现实和问题，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从理念和行动层面共 同探索出深化当前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一、教育法治化的内涵 从字面来看，教育法治化可以理解为将法律规范作为教育事 业发展的依据，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当符合教育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所有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从事各类教育活动时都应当遵 守教育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在理解教育法治化的内涵时，我们应该注意辨析几对概念的 关系：“依法治教”与“以法治教”、 “依法治教”和“以罚治 教”、“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首先，“依法治教”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精神， 并不排斥管理 和发展教育中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手段，而是强调综合 运用这些手段，但无论运用哪一种手段，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其所强调的是以法律法规作为管理和发展教育的依据和最高权 威，而“以法治教”则比较强调把法律法规作为工具和手段来管 理和发展教育，这并非“依法治教”的初衷 ; 另外，“依法治教” 更多的是强调政府对教育管理权限的限制， 强调相关权利的规范 性与不可侵犯， 是与行政法上的“控权论”思想相适应的一种模 式，而“以法治教”则是与行政法上的“管理论”思想相适应的 一种模式，它更加强调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与国家的管理权力， 视法律为政府管理公民和行政事务的工具， 政府的权力显然高于 公民的权利， 公权力与个人私权的强弱对比显著， 这也并非现代 化社会和教育现代化的追求。 其次，“依法治教”不能和“以罚治教”相混淆。 鉴于中国 传统的重刑轻民的传统， 使得人们对法的认识产生误区， 实际上， 法律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处罚， 它还有教育功能、评价功能、引 导功能、保护功能等， 在教育领域法律的教育功能更是显著。 如果把“依法治教”定位为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简单地以处 罚来解决，即“以罚治教（校）”，无疑将依法治教简单化、片 面化，颠覆其本质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导向。 第三，“教育法治”与“以人为本”并非对立关系。 “教育 法治化”所依之法首先是以人为本的良法， 其中依然包含着以人 为本所追求的尊重人、 关心人， 而不是仅仅以模式化的条文限制 人，只是其所蕴含的尊重、理解、关心、爱护是以“法治”的精 神为支撑， 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尺度。因此，可以认为依法治 教的治理之路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同时也都是能 够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法治化的制度建设 从法治制度层面看， 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 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教育法治实施体系、 严密的教育法治监督 体系、有力的教育法治保障体系， 即依法治教迫切需要形成教育 实践与管理的可依之法、 具体法律实施的执行体系以及执行反馈 的监管，建构一套完整的支持依法治教的制度框架。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制定了 8 部教育法 律、16 部教育行政法规、 70 多部教育规章，各地制定了数以千 计的地方教育法规和规章， 我国的教育法律从无到有， 教育法制 体系不断完善， 但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众法治意识日益 提高，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一定程度上过于笼统、略显滞后，基 层教育实践无法可依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教育法律法规的需求 与供给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教育法制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整 体法治推进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和需要。 因此， 探索教育治理 现代化进程中的依法治教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追求恰恰也是对这 一问题的解决。 首先，教育立法是教育法治在制度层面的基础。 只有具备完 备的教育法体系，才能使依法治教工作有章可循。当下，我们亟 待出台一些法律来弥补空白，例如规范学校组织机构及管理活动 的《学校法》、保障考试公平的《考试法》等。同时对一些现行 的教育法律进行必要的修订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学性、适应性。 其次，尽管相关法律条文在不断完善， 但囿于教育法律施行 渠道不畅通、教育行政执法不足，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没有公正 的教育执法制度，还是出现了校车事故、违规招生、经费截留挪 用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为执法体制不顺、 教育执法机构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