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docx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 一、弓I 言 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 法律史 学界也确实对此倾注了大量笔墨。 然而，在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 历史环境时，先学都不约而同地直接指向武帝朝并概括出几个要 素：经济上的府库充实、政治上的诸侯逾制、学术上的儒家兴起 及武帝的性格。①如此分析自然有其合理性， 却也留下了可商榷 的余地。一方面，对武帝朝的过度强调制造了一种错觉，即德主 刑辅理论得到推崇乃武帝朝的突发性事件， 至于此前的准备及此 后的发展则未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 这无异于切断了思想史的连 续性。另一方面，法律是一种权力表现形式，如欲透彻理解其变 化，就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代的权力结构中予以考量， 这一点对 政治与法律密不可分的古代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但学界通说恰恰 遗漏了这个关键性政治背景。事实上，思想的演进无疑受限于特 定的历史环境，因此从历史真实的立场出发， 历史环境之于思想 史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思想家的宏论， ②而学界的 些许疏忽自然就会导致其论述未能切中历史环境的要害， 并进而 削弱对思想史之认识的客观性。 两方面缺陷的存在表明， 学界既 有成果无论是在横向上还是在纵向上都有深化的可能， 也迫使后 学者思考一以贯之地隐藏在汉代德主刑辅理论之各个演进阶段 背后的权力结构。 那么，这所谓的权力结构究竟是什么？日本学者西岛定生先 生将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概括为以“个别人身支配”为特征的 “皇帝政治”。 这并不是说皇帝以个人之力统治数以千万计的臣 民，而是说皇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 皇帝凭借由皇权衍生出来的 各种权力来实现对每一个民众的直接控制。③对西岛氏的结论， 笔者表示赞同， 而问题的关键也正来源此。 易言之，在秦汉时代， 法权以皇权为本源， 皇权内涵的变化必将带动法思想的调整。 因 此，在追问德主刑辅理论为汉廷所崇奉的原因时， 穷究汉代皇权 观的变迁以为一种根本性解答实为必要。 有鉴于此， 本文将着重 考察汉代皇权与儒学之关联性不断强化的过程， 揭示这一过程对 德主刑辅理论之演进的意义， 并借此透视传统中国之权力与法律 的共生性。 二、法家型皇权的调整：汉初的情况 有关汉代皇权观的变迁，首先必须注意的是秦朝的皇权观， 因为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其政略多为秦政的调 整。公元前 221 年，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秦王成为中国独一无二 的君主， “王”的称号自然已无法为秦王的雄心所包容， 嬴政遂 令群臣商议其新称号。 李斯等上奏曰： “今陛下兴义兵， 诛残贼， 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 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 王为‘泰皇’。”④嬴政对群臣改 换称号的理由表示认同， 却又指出“泰皇”这一称号仍不足以显 示其尊贵地位，并最终将称号确定为“皇帝”。此即为“议帝 号”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其中群臣提出的由王及皇的三点理由则 颇为耐人寻味：（ 1）一统天下；（ 2）推行郡县制；（ 3）力行 法治。众所周知，郡县制与法治是商鞅变法的两项重要内容，其 目的是通过这两个方向的制度变革来加强君权以实现一统天下 的宏图，因此群臣所说的理由实际上只是对法家巨子商君之思想 的重述。由此观之， 秦朝的皇权观当被视为秦长期践行法家理论 的产物， 它强调现实功业与权力集中， 而嬴政否定“泰皇”称号 的举措则把以功业与权力为基础的法家型皇权观推向极致。然 而，秦朝灭亡之后，世人多将秦帝国的崩溃归罪于法家，与法家 学说共荣辱的皇权观遂因此陷入了必须予以调整的境地， 汉初皇 权观的演变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一）高祖时期 公元前 202 年楚汉战争结束后，获胜一方欲推刘邦为新皇 帝，《汉书?高帝纪下》颇为详细地记载了诸侯王上奏的“请即 位疏”的内容：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 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 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 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有关这段史料， 秦汉史学家李开元先生认为， 诸侯王的“请 即位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问题，即刘邦为什么应该称帝。 就该疏的内容而言， 其理由可归结为“功”与“德”二字。 所谓 “功”是指武力之所成，也就是说刘邦在灭秦并重新统一天下的 过程中创造了远胜于其他诸侯的功业； 所谓“德”意指封赏之推 行，它使群臣分享了统一天下的荣光。⑤至于封赏的必要性，恐 怕不能仅归结为刘邦的气度使然， 毋宁说来源于他在楚汉争霸中 因实力不济而不得不广泛拉拢其他诸侯的事实。 由此观之，在汉 帝国的初创阶段，“皇帝”称号实际上仍然建立在现实功业的基 础之上，但是楚汉争霸的余音使汉初的“皇帝”已非纯粹的权力 概念，其中实夹杂着“德”的因素。与之相适应，此时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