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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文本与潜在叙述 普遍认为， 沈从文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 用其“独特的 审美品格以及深刻的情感内涵， 为现代抒情小说提供了一种独特 的境界。” [1] 它也同时象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执意反拔和对 民族文化的彻底回归。 但实际上， 他边缘性的创作姿态与话语方 式，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却张扬着难以化解的精神性二律背反， 因 此沈从文这种似真似幻、 亦实亦虚的艺术风格也历来经受着两种 截然不同的批判。 他既被鲁迅称之为“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和 “北平文坛的重镇”，又被斥之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和“ ?F 世的逃避者”。那么，沈从文究竟是在幻景中自我彰显，还是在 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独特的艺术视野介入民族精神的内核？我 们又怎样从阐释学角度理解“湘西世界”诗化文本背后的潜在 内涵和张力空间？ 一、牧歌情调与死亡叙事：水与火的诗意缠绵 弗洛依德认为， 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艺术家被压抑的本能欲 望，当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满足时， 作家便通过自我观 察将“他自己精神生活中冲突的思想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体 现。” [2]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创作便可以理解为作家 种种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当然， 精神分析的文艺批评模式并非绝 对真理， 但其“片面的深刻”旨在提供一种思想的启示。 沈从文 在《边城》中虚构的“湘西世界”并不完全等于梦境，它有不少 现实主义成分，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透过乌托邦式的感性形式去 探知它的隐喻义？很显然， 必须要用文本细读方式破译表层的种 种象征和伪装，寻找潜在叙述深层的理性自觉。 《边城》的叙事可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牧歌情调叙述线 索，二是死亡悲剧叙述线索。这两个层面相互交织，整合融贯， 意义之间互相指涉、悖逆、含混和拒斥。具体而言，这里的牧歌 情调大致有三个审美视角：即诗性自然、诗性人格和诗性叙事， 此处的“诗性”表示一种超功利性的非世俗性的自然化风格。 对 于自然，显然是沈从文热衷的一个叙述侧面：“溪流如弓背，山 路如弓弦”“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 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还有水边的吊脚楼，温顺的黄 狗，方头的渡船，浓翠的竹林，夏夜的蝉鸣……浑然一幅水墨山 水画，浸透着一股纯净感、无瑕感，这种原生态的自然景致与城 市化的人为景观形成鲜明对比， 让被异化的生存状态在诗化文本 中显现出自然形态， 正如斯宾格勒指出的： “机械的世界永远是 有机的世界的对头，死板板的自然永远是活生生的自然的敌 人。” [3] 沈从文对于诗性自然的极致铺陈彰示出对传统中国文 化艺术以及人生态度的存在论共鸣。 而人物亦是如此，爷爷年迈而不气衰，喝酒、唱歌、撑船…… 任性自适，率心而行，他的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地方披露无 遗。当翠翠落泪时，他又说：“不许哭，做一个人，不管有什么 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在这块土地上！” 诗性人格与诗性自然完美融合，息息相通。翠翠更是犹如一头 “小兽物”：“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 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 “人又那么乖……从不想到残忍 事情，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温顺， 善良、 体贴又天真的乡村女子。 二老眉眼秀拔出群， 为人聪明而有感情， 且“有诗人气质”。另外，船总顺顺，杨马兵等人，都表现出一 种独特的诗性人格：勤劳、淳朴、洒脱、本分、正直……，这些 都是完美的人生形式和理想的人生风格。 在叙事上，叙述者有意地营构一种天人合一的话语空间： “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 事。”其中对三次端午节和赛龙舟的书写轻快、愉悦，呈现出浓 郁的民族风情，二老与翠翠的第一次河边对话，造语简炼，人物 性格鲜明、活泼，如翠翠的单纯，调皮与任性，尤其是二老为翠 翠唱歌， 歌声将翠翠从睡梦中托浮出来， 上山摘虎耳草的那个夏 夜，月光、蝉鸣、翠竹，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富有诗趣，这 完全是一种乡村式的文化立场， 并且， 沈从文本人一生都自诩为 “乡下人”，他说自己“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 却不甚懂诡诈。” [4] 但是，这三种诗化元素的背后， 却同时有一股死亡叙事的暗 流时隐时显，不易察觉，扑朔迷离，主要有三个情节：一是翠翠 父母殉情的间接性叙述；二是大老在与二老博弈中的遇难结局； 三是爷爷的宿命式死亡， 其间接叙述的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 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说：“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 刀。”以及翠翠无奈的爱情守望等等， 这一系列的情节以一种隐 藏的不经意的调子予以叙述。 于是， 在纯净的自然和人物的非正 常死亡之间， 在生命的优美形式与死亡气息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叙 述缝隙和文本张力， 我们不得不追问： 迫使翠翠父母不得不选择 死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天保会突然消失？爷爷会 突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