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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反驳进路及其破坏性 摘要：随着智能机器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艾伦等哲学家提出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构想，目的是让机器成为道德行动者。然而，这种构想引发了众多哲学家的反驳。这些反驳可以概括为三大进路：以约翰逊为代表的无自由反驳、以知璨·赫为代表的无责任反驳和以斯塔尔为代表的无意义反驳。从表面上看，三大反驳进路都是从人类的道德能动性出发，通过人机在道德性上的本质差异，进而否定机器拥有道德能动性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它们都根源于道德上的有机观点，即认为无机物的组织系统拥有道德能动性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对人工道德能动性的反驳有某种破坏作用，但它却有助于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支持论者及时调整目标，以及促使他们反思机器伦理的理论基础。 自阿西莫夫(I. Asimov)1942年提出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构想以来(参见阿西莫夫),各种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小说与电影层出不穷。这些科幻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把似乎是人类所独有的道德情感与品质赋予了作为智能机器的人工物。最近二十年，随着计算机自主性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吉普斯(J. Gips)、艾伦(C. Allen)、安德森夫妇(M. Anderson S. L. Anderson)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人工道德行动者(artificial moral agents, 简称AMAs)的构想，以让机器拥有道德能动性，并探讨了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实现路径，这让科幻作品中的“有情感、有善恶意识的机器人”走向现实的可能性不断增大。(cf. Gips; Allen; Anderson, M.Anderson, S.L.)然而，更多的哲学家们反对AMAs构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构建人工道德能动性是不可能的。这些反驳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进路，即以约翰逊(D. G. Johnson)为代表的无自由反驳(cf. Johnson)、以知璨·赫(P. C. Hew)为代表的无责任反驳(cf. Hew)和以斯塔尔(B. C. Stahl)为代表的无意义反驳(cf. Stahl)。与大多数科幻作品不同，目前对AMAs的各种反驳论证不是宣扬人工智能威胁论，而是类比人类道德能动性的特点，宣称机器不可能拥有人类的道德情感与品质。这就意味着：人工道德能动性的构想是徒劳的。那么，如何理解对AMAs的各种反驳进路?除了部分破坏意义，它们的正面价值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对于理解AMAs的反驳进路以及为AMAs的构想进行辩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出三类反驳AMAs构想的论证方式，重点是重构出它们的论证结构，并分析这些论证的推论；接下来，比较这三种反驳的一般共性，同时指出其背后最为根本的哲学假定都是有机观点；最后，从两个方面阐释这些反驳的正面价值：一是它们能够促使支持论者及时调整目标，并反复考虑人工道德能动性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二是促进哲学家们对机器伦理理论的基础进行反思。一、对人工道德行动者(AMAs)构想的三种反驳自艾伦等人明确提出AMAs的构想之后，许多哲学家对其进行了反驳。尽管这些反驳纷繁复杂，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下面分别对它们进行重构，并简要分析这些反驳与传统的道德能动性解释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分析反驳进路背后的哲学假定，为其正面价值奠定基础。1.所谓无自由反驳，是指从机器没有自由意志这一事实，推出它不可能有道德能动性的论证模式。此反驳有两个核心假定：第一，如果一个存在物缺乏意识或心灵，就不会有自由意志；第二，道德能动性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则意味着无法进行自由选择。因此，基于自由意志的反驳论证可重构如下：拥有自由意志是道德能动性的必要条件；没有意识或心灵的存在物，就没有自由意志；人工智能技术无法让机器具有意识或心灵；所以，基于算法的智能机器不可能成为道德行动者。无自由反驳的代表人物是约翰逊。在约翰逊看来，即使人工智能体的行为满足诸多道德能动性的一些条件，它不满足、也不可能满足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心理状态。一般认为，心理状态是人和高级动物所特有的内在状态，它是心灵的内在表征。人类行动者的心理状态认知性更强，人类可以通过归纳等方法认识世界并进而预测未来的状态，这使得人类行动者有选择为善或作恶的多种可能。然而，计算机系统没有心理状态，自然就没有自由意志。约翰逊甚至认为，即使心理状态可以被构造，它们也没有意图去实施行动——而这源于行动者的自由。由此可见，约翰逊基于机器没有自由意志的前提，得出机器不可能有基于自由的行动，从而那些被宣称能够构造出“人工心理状态”的东西也是被决定的，而无法让机器真正具有道德能动性。(cf.Johnson)此外，奈斯(R. Nath)和萨胡(V. Sahu)也认为，人类伦理思考的核心是心灵的观念，但人类心灵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