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docxVIP

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 一、未竟的知识颠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增速，使目前仍被认为是“人造物”的“智能主体”目前，理论上关于智能主体的法律身份与地位的看法不一。实践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声音：应用中的智能机器人以及更高级的智能主体，应被认为是像“人”的法律主体，并以此构建智能主体格局下的主体范式、关系范式、权利话语体系。但这种前瞻性的“建构”也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尽管理论观望还在持续，但智能技术引发的“人类主体性危机”已悄然蜕变和加剧，甚至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人造危机”。当代法律体系，特别是刑法体系，正面临已经迫近的根本性制度危机。目前，关于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问题，主要分为消极论和积极论，两方纷争不止，但未能提出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方案；关于智能主体的权利问题，则疏于讨论，导致研究深度与广度不足。应当从理论与现实层面，对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课题进行回顾、反思并再构。这不仅关系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刑法的历史定位，也关系当代刑法的生死存亡与功能发挥。二、消极论：解析与回应在法律上，智能主体与人之间无法画上等号。这也是当前无法超越的根本性、决定性的技术瓶颈和价值悖论，导致“认识”必然相对偏于“消极”。在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作用下，质疑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具有天然的存在感与认同度。（一）消极论的主要事由与解构消极论蔓延至刑法领域。但完全信任现行法律体系的应对能力之合理性与有效性仍有待商谈。应当防止从认识论上“抹平”了这场即将到来的重大制度危机。1．消极论的主要事由在法理上，智能主体的法律人格问题颇具争议。在民法领域，也存在不同看法目前，刑法领域的消极论主要表现为：（1）全面消极论。人工智能缺乏对外在行为及其社会属性的认识、规范评价意义上的意志自由、理解并遵从法规范的能力、对不法的认识可能性与抵制意志，不能按照法人进行类比2．消极论的解构消极立场的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现行刑法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及其专属性、不替代性、不可动摇性、天然的法定性等牢不可摧。展开而论：（1）意志自由的缺失与刑事责任能力不匹配。从生物学看，人的刑事主体地位的形成，是建立在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之上。前者是哲学层面的人的意志自由决定，后者是规范层面的行动自由，共同决定是否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但讨论智能主体的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面临尴尬的技术局限、语境受限以及规范缺失等问题。智能主体的意识、意识或者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等问题，与人的主观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和法人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差异很大。智能主体暂时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上的行为认识与控制要素的自主性，不具有人的目的理性所支配的可答责基础，欠缺作为刑事责任主体的本质要素。这些因素共同决定无法以“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来讨论智能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2）行为理论的不对等。行为是最基础的要素，是刑法评价的直接对象。对于智能主体的行为而言，是在其相应的意识、意思以及能力的作用下，决定是否作出并对该行为负责。只是相比于人类的行为逻辑以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智能主体的实行行为是“算法”及其运行，二者有明显差异。（3）刑事制裁不吻合。智能主体不能直接适用目前刑法规定的刑罚措施。而确认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首要目的是追究刑事责任。与之相适应的刑事制裁措施尚处阙如，容易使该目的落空。正是智能主体缺乏“类人”的可罚性，使其不能成为刑法主体。（4）基本理论不对恰。智能主体目前不是法定的刑法主体类型。即使确认智能主体的身份，但由于理论体系等未能及时更新或无法同步确立，必然会出现理论上的深度对冲。（5）定罪量刑的紊乱。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在定罪量刑活动中，很多规定无法适用于智能主体，既使定罪的对象、依据等内容失效，也使量刑情节适用等活动无法进行。例如，对智能主体的归责，目前只能主要考虑损害结果，却模糊人工智能作为主体的主观恶性与行为时的故意、过失之分，容易导致刑罚圈的恣意扩大与具体刑罚适用的失当。（6）法律适用的不对接。智能主体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尚无法确定，刑罚预防措施无法有效配置；无法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及其定罪量刑要求，难以体现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意义；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无法适用，犯罪特殊形态如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等情形，套用在智能主体上非常生硬。（7）刑事责任的转嫁性。肯定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则可以独立承担刑事责任。智能主体与研发者等人类主体相互独立或剥离，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同行为的交错与重叠。不排除可能出现智能主体滥用技术优势并转嫁风险给人类个体，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消解消极论可以归结为“人造物”观，折射理论界的一般性困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化“引证”是该认识论的重要根源。但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的问题。1．“人造物”观与工具思维的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