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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实现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应用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教育伦理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发端于对技术向善美好图景的伦理目标审度，站在技术哲学立场分析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逻辑起点，从伦理旨趣、建构依据、实践路向等方面探讨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实现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研究发现，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向善关键是要建立“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致性，通过生成技术道德化引导教育主体的道德行为和伦理规范，形成主体与技术联结的道德共同体，最终实现智能技术手段与人本教育价值的统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在各领域的融合应用日趋广泛，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自2019年起，社会各界开始相继采取积极策略应对AI伦理风险。日本颁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社会原则》,提倡正确看待“人机关系”,构建安全应用的“AI-Ready社会”;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提出以“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为愿景准则，以提升人们对AI产业的信任；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强调要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旨在协调AI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可见，推动技术向善、建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议题。反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创新应用也影响了原有的教育生态，面对“AI+教育”融合后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作为教育者需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建构AI教育伦理规范，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美好图景。本文将站在技术哲学立场，回溯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逻辑起点，即从“何谓向善”、“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三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的伦理目标及其实现，核心在于教育领域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什么可以实现以及怎样建构这种伦理规范。一、何谓向善：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内在旨趣首先，我们需明确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旨趣。换言之，教育应用中究竟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是符合伦理规范的，这是我们在建构AI教育伦理规范之前需要讨论的元问题。该维度之审视既包含对已有伦理失范现象的总结反思，又涵盖对未来教育人工智能发展的美好构想。(一)伦理问题的实然表征：技术异化导致教育生态失衡从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论到西尔弗斯通的技术反向驯化，再到唐娜·哈拉维的后人类主义赛博格隐喻，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警觉媒介时代的技术性压迫，防患人文价值的失落。反观“AI+教育”生态，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性能、精准化的技术优势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生机，实现了个性化学习、智能导师、自适应推送、大数据分析、智慧校园管理等智能化功能，填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然而，人们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将滋生某些潜在的伦理风险。从浙江小学生佩戴“紧箍咒”监测头环事件到美国亚马逊语音机器人Alexa失控吓人事件，人工智能这面现实“黑镜”使人们再次陷入科技侵蚀生活的恐慌，进而反思并寻求技术伦理的制约，重构人工智能的伦理秩序。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实践更需要伦理道德的引导，由于教育试错的成本太高，一旦使用不慎将会对学生个人、社会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从已有的实践经验来看，目前教育人工智能的伦理失范现象大多集中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数据泄漏、个人隐私安全、算法可表征化、机器情感识别、人类意识极限等技术层面问题；二是师生角色定位、人机关系模糊、主观能动性降低、代际数字鸿沟、人格培养片面等主体层面问题；三是教学模式固化、数据主义评价、教育价值偏颇、社会责任缺失等教育层面问题。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可表征为“主体-技术-教育”之间的角色博弈，当技术一方被过分倚重时将会引发整个教育生态的失衡。人工智能的教育伦理问题其实是人对技术伦理和教育伦理的综合考量，教育者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需研判三者之间的权重关系，避免技术异化剥夺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参与，从而致使教育形态异化。(二)伦理规范的应然追求：建立教育中技术的合目的性虽然学界对AI介入教育的不良效应存在不少质疑与批判，但究竟理想语境下的“可信任”、“负责任”、“友好的”教育人工智能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技术向善之谓“善”具体内涵指向什么还悬而未决。确立人工智能教育伦理规范是当代教育变革的应然要求，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苏格拉底指出善的意义在于和谐、秩序、有益的、有用的；柏拉图将善的理念比喻为理念世界的太阳，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把善看作隐藏在事物中的内在目的，符合其内在目的就是善，反之即不好，他将这种自足目的的实现、实践理性的对象称为“幸福”。二、何以可能：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建构依据在明确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应然追求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对技术向善何以可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