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保障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保障 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破坏国家市场管理秩序，严重侵害了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和经济私权。但在目前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注重打击犯罪，忽视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的保障，具体表现为诉讼主体地位缺失、实际损失难以计算弥补、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权益保障有其法律基础和现实意义，为实现公权与私权保护平衡，应逐步完善认罪认罚权利人协商制度、第三方管理协会辅助机制、权利人参与侦查范畴，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权益提供切实保障，激发社会创新动力，优化企业产权环境。 2004年“两高”颁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系统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追诉标准，使得案件数量猛增，仅XX地区就从XX年的X件上升到XX年的X件。为进一步彰显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决心，自XX年起，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6年发布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类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普遍弥漫着重打击、轻修复的氛围，易引发严惩犯罪就等于保护权利人的思想倾向，不利于社会创新和民营企业发展。 一、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保障的现实困扰 （一）权利人诉讼主体地位缺失 现有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责任必然成为诉讼焦点，而作为犯罪结果全部承受者的产权权利人，在强大的公权诉讼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其诉讼地位与一般证人相识。从法益层面上分析，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根源是权利人的智力成果被侵害，其作為“苦主”应当享有相当的刑事诉讼地位，与被告人形成一种诉求对抗。但由于多年司法惯性的影响，办案机关提倡的“做犯罪的追诉者和无辜者的保护者”理念，更多地体现在被告人的人身权和程序权，对于权利人的诉讼地位明显关注不够，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人的权益保护的规定占据大量篇幅，涉及法条多达130多条，无不彰显对被告人的地位重视，但权利人通常扮演着报案人和证人的角色，在诉讼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值得反思的是，由于智力成果较为抽象，缺少实物客体，导致知识产权权利人权益的救济程度低于其他刑事案件。 （二）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有效弥补 知识产权作为创造性智力成果，虽具有经济价值，但其具体价值难以像物权一样明确地计算衡量。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价值难以衡量的特性，导致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难以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而且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也依赖于市场环境和使用期限，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权利人被侵害的利益往往是今后的长期期待利益，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准确判断这种潜在的期望值，导致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难以计算，司法机关通常做法是就低认定。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XX年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权利人获赔中位数为X万元（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和民事诉讼赔偿），而美国同类案件权利人获赔中位数为X万元（以人民币计），私权保护力度差距甚远，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的权利人，难以从刑事诉讼案件中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影响企业发展和产业创新。 （三）权利人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实现 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申请知识产权时需要投入大量的经济成本和心血，代表着一定的个人成就和学术认可，是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老字号的商标权、表演权和产地专属权是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价值和时代烙印，其精神层面的价值更高，遭受侵害的损失也就更大。所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对权利人造成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伤害，权利人不仅希望在物质上获得损害赔偿，也希望获得公开赔礼道歉等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在刑事诉讼范畴之内。在物质损失难以准确计算的情况下，权利人又没有途径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四）保障性措施不到位 在域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为固定保全证据、防止侵权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多数国家实行禁令或采取临时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对权利人的影响。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注重对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设定强制措施，缺乏系统、明确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刑事优先于民事的趋势明显。刑事诉讼法这种笼而统之的保障性规定，很可能导致权利人赢了官司却输了市场，如果企业垮了，判决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 二、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保障的合理性 （一）公权与私权保护的综合平衡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是刑民交叉最集中的犯罪类型，其中企业是涉案权利人的最大群体，XX年XX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X件，涉及民营企业的X件，占比71%，其中3 M、洋河、Nike、腾讯、万达影视等一批知名企业均是具体权利人，涉案损失金额近4亿元，私权损害程度严重。但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章，司法机关更注重救济公权，首要维护国家经济管理秩序的权威性，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