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监管背景下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docx

? ? ? ? ? 中国银行监管背景下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研究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大量的金融机构相继出现倒闭危机，部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实体经济更是出现断崖式下滑，全球经济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性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关注。金融监管大范围失败引起的过度冒险行为被公认为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Dewatripoint et al.，2010；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2011；Hoque et al.，2015）。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2011）认为，美国证监会本可以要求大型投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金，并叫停其自身的高风险投资行为；纽约联储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也本可以遏制导致花旗陷入危机的过激冒险行为；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本可以阻止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失控，但它们都没有这样做。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不当催生了旨在通过加强银行监管来增强银行风险抵御能力的《巴塞尔协议Ⅲ》。《巴塞尔协议Ⅲ》不仅对资本金数量和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在风险覆盖范围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计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要求。 尽管业界对于利用银行监管降低银行风险抱有较大的希望，但是学界对于银行监管能否真正降低银行风险存在争议。典型的就是学者关于银行监管的核心方式——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Keeley和Furlong（1990）和Berger et al.（1995）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股东的出资额度，增强了与债权人的激励相容。当银行发生违约时，股东的损失也会相应上升，股东就会有更强的动机遏制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因此资本监管要求显著地降低了银行风险水平。Jacques和Nigro（1997）基于美国银行业数据、Konishi和Yasuda（2004）基于日本银行业数据、Guidara et al.（2013）基于加拿大银行业数据以及张宗益等（2014）基于中国银行业的数据都证实了资本要求显著地降低银行风险水平。与这些研究结论完全相反的一种假说认为，资本要求提高会降低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为弥补持有高成本资本的价值损失，银行会“变本加厉”地从事高风险活动，因此其风险偏好水平反而会相应提高（熊启跃，2013）。Ayuso et al.（2004）基于西班牙银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资本要求提高会显著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有一些研究的结论介于两者之间。Calem和Rob（1999）发现资本与银行风险行为之间存在U形关系，随着银行资本的增加，银行风险先降低后增加，当银行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资本要求的增加可能致使银行追求更高的风险。Klomp和Haan（2012）对21个OECD国家200多家银行的实证发现，不同风险水平的银行对资本监管的反应是不同的，监管能降低高风险银行的风险水平，但对低风险银行没有显著影响。 除了资本监管外，监管当局对银行经营活动的管制也会对银行风险行为产生影响。公共利益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对银行经营活动的限制来促进银行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这是因为允许银行从事证券、基金和保险等多元化业务可能会引起利益冲突，例如，银行可能会通过抛售证券或向信息不充分的投资者转嫁风险来帮助贷款客户（Saunders，1994；Barth et al.，2005）。同时，允许银行从事更广泛的金融业务可能会导致银行成为一个极为庞大并且复杂的机构，从而增加监管难度，并容易出现“大而不倒”的问题（Laeven and Levine，2007）。但是，也有一些理论认为从事多元化业务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增加银行特许权价值（Claessens and Klingebiel，2000），而银行特许权价值的提高有利于增强银行审慎经营的动力。此外，对银行经营限制的放松可以促使银行通过多元化业务来分散风险，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总体来看，经营管制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最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比较了市场监督和政府监管在促进银行稳定方面的效果。公共利益说认为，强有力的官方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业信息不对称，防止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并因此有效促进银行稳健经营（Barth et al.，2005）。但是，私人利益说认为监管机构可能利用手中的监管权力取悦选举人、筹集竞选经费和收取贿赂，即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克服市场失灵和改善社会福利）来谋求私人利益，这就会导致信贷腐败并恶化银行绩效和风险（Shleifer and Vishny，1998；Djankov et al.，2002；Quintyn and Taylor，2002）。因此，私人利益说鼓励相关利益参与方借助银行的信息披露和相关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对银行活动进行自觉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