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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核心的交通肇事罪定罪模式研究 摘 要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官方并没有出台关于交通肇事罪事故责任 的认定标准，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仍然是目前司法实践在进行交通肇事罪 认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证据。之所以目前 司法实践会采用的这种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核心的定罪模式，主要是因为 交通事故具有复杂性，事故鉴定具有专业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以交通 事故认定书为核心的定罪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将交通事故认定书 中的事故责任等同于交通肇事罪中的事故责任以及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注重 程序审查，而不注重实质审查。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定罪模式的 存在有其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不少的消极影响，因而需要及时地对其消 极影响进行纠正。目前司法实务中直接以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认定交通肇事 罪的做法主要造成了两个不良影响，分别是“以刑代行”和“以行代刑”。细究 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刑法与行政法在认定相关事实问题时采用了不同 的因果关系，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和归责原则以及两种部门法之间在处理 相关问题时缺乏必要的衔接机制。因此，可以通过在立法层面增设“交通肇 事逃逸罪”，在司法层面对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进行实质解释和对因果关 系进行规范检视来进行完善。 关键词：定罪模式、实行行为、因果关系、行刑衔接 I 前 言 （一）选题背景 与成立其他业务类过失犯罪所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不同，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 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需要额外考察其在交通事故中所需要承担的“事 故责任”。之所以需要考虑各事故当事人的“事故责任”，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 为现今社会上的很多交通事故往往都伴随着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而这些事故又 大多都是在事故多方当事人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如果司法机关在交通肇 事罪的认定问题上坚持单纯的“唯结果论”的话，那么交通事故的受害方则同样可 能会由于为交通事故的损害结果贡献了一部分原因力的缘故而需要面临司法机关提 出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指控，而这无疑严重背离了社会公众的“常识、常理、常情”。 故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交通肇事罪的认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各事故当事人的“事 故责任”无疑是极其必要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在其2001 年颁布的关于交通 ① 肇事罪的司法解释 中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审查行为 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只有当行为人客观上因违反交通 管理法规而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同时其应当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达到了同 等责任或同等责任以上时，才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的详细规定，但是 其却并没有就应当以何种标准来确定交通肇事罪中各方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来进行进 一步的具体释明。因此，目前司法机关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实际上并没有可供参照 执行的明确的交通肇事罪事故责任认定标准。为了弥补这一解释空白，顺利地开展 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工作，目前司法机关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将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中 的事故责任理解为前置法（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事故责任，进而 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用于记录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引入到交通肇事罪的司 法认定之中来，用于确定交通肇事罪中事故各方的事故责任。事实上，在对目前交通肇 事罪的有关判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笔者认为，目前司法机关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 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核心的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模式。 能够肯定的是，在官方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为交通肇事罪的事故责任认定设定一 个明确的、可供依照执行的认定标准之前，目前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这种以交通事 故认定书为核心的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模式仍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司法机关在 认定交通肇事罪时的主流做法。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正确地在交通肇事罪 的司法认定中适用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司法实务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目前笔 者搜集到的判例情况上来看，在这种定罪模式之下，司法机关在审理交通肇事罪的 ①该司法解释全称为《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案件时，一旦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客观伤亡情况达到了刑事构罪标准，其往往会直接 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的事故责任大小来判断行为人是否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