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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孙中山与毛泽东关于救国理的不同态度 具有地理关系的康有为和孙中山几乎同时加入了历史舞台。虽然他们很难在同一个时间坐在一起，但他们没有能一起表演。本文拟从两人性格着眼,希冀从中窥见两派未能合作的一点因由。 一政治领袖能否获得最后成功,不仅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诸社会条件,其性格特征亦是一重大因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严峻课题企盼时代领袖具备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无所畏惧的战斗力。而性格并非“天禀(natural trait)”,“乃因沐化于文化中而铸成也” 康有为出儒入佛,中国传统文化的沉厚积淀对其性格的铸成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南海之地,封建士大夫“以理学兴起,肩摩骊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 中国官学化的以儒学为基础的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具有“极致性”文化的特质。这一特质对康有为有着不自觉的深层影响,从而认为妥协,多元性存在的价值,异质体之间的互补性等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合理性的预设而推论:凡是不同意自己政见的,就必是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堕落,必须采取排斥、斗争与消灭的方式对待之。这里似乎已隐含理解康有为、孙中山不能携手并进的钥匙。 此外,还必须观照佛学对康氏性格之影响。众所周知,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具强烈宗教信念。其中,又以康的宗教气质最为典型突出。梁启超指出,康有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宗教家,他“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又读耶氏书,故宗教思想特盛”;“毅然以绍述诸圣,普渡众生为己任” 康有为为实现其职志,“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中,或斥为病狂!”但他却“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 “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有然,其在学问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 康有为终其一生都没有从传统体制内逃遁出来。比他仅年幼八岁,与他有着地缘关系的孙中山却成为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科举的人才能冲决传统之网罗。孙中山出生时,指望受良好教育的前景极渺茫,因而在社会地位上得以提高的机会亦很少。“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其父在澳门干过活,后返家租种土地,因不足维持生计又兼充村中更夫。孙八岁时,方入村塾读书。前此两年,康有为已在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而孙却还是一放牛娃。稍长,孙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并成为优等生。此种经历,让他熟谙中国的底层和世界的西方。 上述情形于孙中山革命抱负的确立至为紧要。为什么他总把自己视为领导群众反对清廷的洪秀全之后继者?翠亭村有一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冯爽观,常对孙等一班孩童讲述天国反清故事。孙对洪秀全甚敬慕。至成年,与“四大寇”中的其他三人大放反清言论,惬意于被视作“洪秀全第二”。有一事很能说明个中影响。1902年,孙与章太炎等讨论建都问题时,曾评价洪秀全都金陵之功过,并委托刘成禺编撰《太平天国战史》,“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 孙中山为“拯救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历尽挫折与失败。而他抱定革命信念.愈挫愈勇,愈败愈进。广州起义,应者寥寥,旋即告败。孙东渡日本,剪辫易服,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仅在1907年至1908年的一年中,他在粤、桂、滇三省边界,就连续发动了六次起义,至武昌起义前,以孙为首的革命党人共进行了大小十余次起义,全是战而无果。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又为捍卫民主共和进行了数次斗争。直至生命最后旅程,还遗嘱党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孙中山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胡汉民深有体认:“先生惟以如是之认识力,批判力,更自强不息,故无时不立于群众之先头,而为之领导者,而其沈毅果决,百折不挠之勇气,亦为其所固有。” 细究起来,孙中山之性格亦有着康有为般的自大与固执。兹举两例为证。一为关于国旗试样问题的争论。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在未来国旗试样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主张青天白日旗,而黄主张使用井字旗。孙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则认为“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孙为此而色变,严历指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终以黄妥协方告平息。就此事,宋教仁认为:“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另一争论为,1904年,孙与黄等频议组织中华革命党事,孙手订入党誓约中规定:“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及入党人须于署名下盖指模一事。当时有许多同志认为:“以党魁统一事权,则近专制,以党员服从命令,则为丧失自由。”黄兴更明白指出:“前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