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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与太平天国 一 对李秀成在起义史上的态度 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李秀成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百多年来, 对于这一问题, 史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即“伪降说”、“投降主义说”和“就事论事说” “伪降说”就李秀成作为一个叱咤风云, 坚持斗争的革命英雄而论, 他是不可能晚节不保的;知人论世, 乞降求活是假象, “伪降”以图再举才是本质。代表这一观点的有罗尔纲、牟安世等人。“投降主义说”就李秀成被俘后乞降求活的事实, 追溯其在太平天国后期的言行, 认为李秀成未必一贯坚持斗争, 还有投降主义的一面。因此他在被敌人欺骗、威胁利诱下发生动摇, 丧失了革命气节乃是可以理解的。戚本禹、姚薇元等人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就事论事说”坚持不掩恶、不溢美, 既承认李秀成在被俘前的英雄事迹, 同时也不否认他在敌人囚笼中的献谀乞怜。代表这一观点的有郭毅生、苑书义、苏双碧等人。重读《自述》, 尊重历史事实, 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就事论事说”是符合事实的正确观点。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战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 被洪秀全封为忠王。1864年7月19日, 天京城陷。李秀成保护幼天王从太平门突围, 后被方山奸民出卖, 擒送清营。 被俘后, 李秀成在囚笼中写下五万余言的《自述》, 忠实地记录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 太平天国反抗中外反动派的英勇斗争, 以及人民群众对革命和反革命武装的不同态度。李秀成沉痛地总结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写了一些自污与阿谀赞美敌人的语句, 成为其一生的严重污点。本文无意于探讨《自述》原稿的真假问题, 此问题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早已有定论;也无意于说明《自述》带给我们的史料研究价值 二 李秀成并非公民,是上海的坚强受害者 李秀成于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 初时为圣兵, 在永安保卫战、进军湘鄂、破武汉、克南京的过程中, 历有战功。1853年春, 李秀成经东王保荐为军帅, 同年9月调升为监军, 随翼王石达开到安庆抚民。1854年, 李秀成调赴庐州, 任指挥之职, “在皖省巡查民务, 又兼带兵, 修营作寨, 无不尽心” 1856年“天京事变”给太平天国带来严重后果, 李秀成、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人在“国中无人”的情况下, “经朝臣查选”, “出来助国”。太平天国经此大难, 元气大伤, 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857年翼王石达开因受安、福王挟制, 负气出走, “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 更造成太平天国陷于“朝中无人掌管, 外无勇将”, “军民之心散乱”的危殆局面。李秀成等人受命于危难之际, 东拼西杀, 才又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延续数年。难能可贵的是, 李秀成虽曾随石达开去安省安民, 生平又最佩服石达开的谋略。但是李秀成从大局出发, 不受诱惑, 拒绝了石达开的招约, 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分裂。李秀成带领石达开出走后留下的老弱残军六、七千人“力敌桐城, 保固皖省”。李秀成以不足三千劳师, 三座营盘, 孤城一座与数万清军激战, “力战力敌, 是以保固桐城, 安省得稳”。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不久即被封为干王, 陈玉成也被封为英王, 而劳苦功高的李秀成却未得封, 其手下部将颇有怨言, 纷纷表示不满。虽然李秀成没有任何表示, 却引起了天王的疑虑。1858年, 与李秀成相交甚厚的李昭寿叛降清朝, 派人向李秀成投信劝降。而长江南岸的和春、张国樑与李昭寿相配合, 乘机进逼, 施加压力, 不断向李秀成进攻。李秀成在“无兵与见仗, 营中火药炮子俱无”, “无军饷支兵, 外又无救”的极端困难条件下, 力守浦口。天王却听信谣言, 将李秀成的母亲和妻子“押当封江”, 不准李秀成的人马回京。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 李秀成不计个人得失, 奋勇抵抗, 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使北岸主要阵地岿然不动, 粉碎了敌人重占浦口、合围天京的企图。他的表现最终感动了天王, 洪秀全亲自用黄缎子书写“万古忠义”四字赐予李秀成, 并封其为忠王。 1862年6月, 天京被围。此时李秀成正积极准备进攻上海, 摧毁这个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堡垒。天王一日三诏, 派人催令李秀成回救天京, 致使上海之役功败垂成。李秀成不得不退兵, 在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 筹划解京围之策。而天王严诏又至, 对李秀成进行严厉斥责:“三诏追救京城, 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 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 国法难容!”李秀成为了消除天王对他的疑忌, 把“苏杭之事, 概交各将任之”, 同时“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主为信”, 以表示自己的“愚忠”及与天国共存亡的决心。李秀成率诸王与湘军大战46天, 无法破围。然后又遵天王之命“进北攻南”, 损失惨重, 无功而返, 其结果是“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余人, 因我一人之失锐, 而国之危也”。在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