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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层次分析与汉语方言史研究 魏茂凡（以下简称魏）：潘先生，你是中国音韵学家。他近年来也致力于研究和研究民族语。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潘悟云 (下文简称潘) :关系很密切。李方桂先生197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中说:将来大部分汉语历史问题, 还得靠跟别的语言像藏语、缅甸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像彝语作比较, 希望将来各种比较的研究跟汉语本身的研究, 能够凑合到一块去圆满地解释各方面的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本自文献始, 但文献资源会有时而尽, 于是音韵学家们就从汉语方言、梵文、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的借词对音中寻找新材料。然而, 这些材料多数只与中古音相关, 为了研究上古汉语, 专家们便把材料的搜集进一步扩展到民族语。藏族与汉族的分离至少在五千年以前, 而且藏族远在青藏高原, 与世隔绝, 语言变化相对缓慢, 许多方面还保留上古面貌, 这就为汉语上古音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古话说得好:“礼失而求诸野。”中原文献里找不到所需的材料, 就到边远地区去寻找。 韦:照这么说, 汉语历史研究, 是不是也能推进民族语的研究呢? 潘:是的。在语言史研究中, 文献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重大成就, 得益于印欧语有梵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丰富的古代文献。古代汉语的成功构拟, 得益于《切韵》《说文》《诗经》等诸多古文献。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非常缺乏。即便文献相对丰富的古藏文、古缅文、古泰文, 西夏文, 其最早文献距今也不过一千多年, 更多的民族压根儿就没有古文献。但是, 他们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接触, 在接受先进汉文化的同时, 从汉语里借去大量词语。因为各个时代的汉语已经研究得相对充分, 所以研究者能够另辟蹊径, 从各个时代汉语的读音推测得出民族语的古代读音。例如:“稻”在武鸣壮语中读hau 韦:语言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我想, 语言的研究应该能够追寻古代文明的踪迹。请您谈谈汉语与民族语研究在少数民族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 潘:因为少数民族缺乏古代文献, 所以民族史的研究目前主要依据文物或口头传说。然而, 文物方面的材料有限, 口头传说则可靠性差。古代汉文献的有关记载当然也是重要材料, 但是汉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实在有限, 而且往往并不明确, 甚至对于史载的古民族到底是现代什么民族的祖先, 也往往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 要得到比较确实可信的结论, 还是需要求助于更科学的方法。人类自身有两种最重要的历史记录, 一是基因, 一是语言。现代人的基因, 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 直接记录着人类起源、演化与迁徙的历史。现代人的语言, 也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 留存着人类文明的记忆, 通过对现代各种语言的比较分析, 不仅可以得到人类语言历史变化的谱系, 还能由此联系到人类社会、各个人群的起源、演化与互相影响。例如, 侗台语目前大体分布在中国西南方, 但在历史上它是否也是这种分布呢?近年来各地汉族基因检测表明, 浙江一带的汉族带有侗台的成分, 那么是不是今浙江一带就是侗台语族在古代的分布区域呢?不要说侗台族群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录, 就是古代汉族史书的华夏中心史观, 也会作出误导。《史记》说:“越王勾践, 其先禹之苗裔,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 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 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 至于允常。”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往往把古代越国与中原夏族相联系。后来语言学家们发现《说苑》中《越人歌》记录的不是汉语, 《越绝书》中勾践向全国发出动员的《维甲令》的一些记录也不是汉语, 语言学家把这些材料与现代泰语加以比较, 作出比较可信的解读, 认为当时越国的居民, 实际是与现代侗台语族相近的族群。这个结论恰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相一致。所以, 语言史与文明史的研究, 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支持, 相互启发。 韦:潘先生, 近年来, 你一直提倡历史层次分析法, 它与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有什么关系?它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有怎样的作用? 潘:19世纪历史比较法在欧洲出现后, 一直是语言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 历史比较法自身有其缺陷 (不确定性) , 如果没有文献佐证, 要确定其音变的方向及其原始形式, 非常困难。所以, 20世纪初至今, 多少语言学家, 经过多少努力, 莫说东亚语言的历史比较长期徘徊, 就是发生学关系最近的汉、藏之间, 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还未能建立, 为什么汉语的p-, 有些与藏语p-对应、有些与b-对应, 我们还无法回答。系统的借用也会产生语音对应关系, 如日语的汉音、吴音, 还有朝鲜汉字音、越南的汉越语, 都与汉语之间有语音对应关系。各民族语长期从汉语借用, 借词与同源词并存。由于两者都与汉语语音对应, 很难区分, 中国的语言学家就想暂时避开这个问题, 把它们合起来叫做关系词。但是, 要研究各语言之间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