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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亨利四世》的空间叙事 《恒利四世》（以下简称《恒》游戏，第二卷）是莎士比亚最优秀的戏剧之一。与莎夫人悲剧和喜剧相比，目前中国和西方的舞台上几乎没有关于莎夫人的历史戏剧，也很少关于哈姆克特的戏剧。在百年中国莎剧演出史中, 著名导演苏乐慈第一次把这部优秀剧作搬上了中国舞台, 成为创举, 迄今却未见国内学界对此剧的深入研究。该剧以大气、壮阔的战争场面, “动荡多难”的国内局势为背景, 将君臣、地方和王权的矛盾作为空间叙事的主体框架, 伦敦东市“野猪头酒店”亨利王子和大胖子福斯塔夫等三教九流寻欢作乐的下层世俗社会为另一个主体框架, 通过空间 (场所) 交替切换, 以及它们之间的鲜明对比、映衬, 折射出反对封建割据、统治阶级暴政, 呼唤中央集权和贤明君主, 深刻反映社会变迁的人文主义辩证历史观。《亨利四世》原作为上下篇, 苏乐慈导演对原作的语言、场面和背景交代进行了删改, 加快了事件和矛盾冲突发生发展的节奏, 改编将叙事聚焦于福斯塔夫、亨利王子和亨利四世身上, 以具有强烈震撼力与浓郁喜剧戏谑性舞台叙事的多维空间, 构成事件的行动变化场所、故事情节线索与矛盾冲突爆发构成“空间标示”, 从而引发当代观众透过宫廷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 窥视到下层社会的贫困与人性堕落。我们有必要从该剧空间意象的建构、空间叙事的多维性, 深入探讨改编是如何挖掘原作意蕴, 如何通过舞台空间“标示”符号的建构, 从结构故事线索, 提炼主题, 塑造人物, 反映人物情感、心理变化等诸多层面, 将古典文本故事时间的平面叙述转化为当代舞台多元统一立体空间展示, 从而揭示君权神授的虚伪, 没落阶级的无奈, 下层社会的愚昧与贫困, 在反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文明曙光之必然性中, 凸显莎剧当代改编的美学价值。 一、 作为“一般人生”的空间情节建构 搬演该剧首先要考虑的是“戏剧空间叙事”采用何种方式?《亨》剧的改编强调从文本的客体空间到舞台空间, 通过能指与客体的双重身份刺激当代观众兴奋点, 弱化宫廷权力斗争的线索, 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彰显文艺复兴时代五光十色的普通人生。对于《亨》剧改编来说, 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 并不仅仅在于描述文本中宫廷权力斗争的剑拔弩张和血雨腥风, 而是如何有机而鲜活地将下层社会“空间情节建构” (spatial plotting) 的戏谑性呈现给观众, 因为“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方面它只是一个结构, 一个地点……不过, 在许多情况下, 空间常被‘主题化’:自身就成为描述的对象”。 在全媒体的现代社会, 对于莎剧这样的经典来说, 传播早已超越了平面文本的解读, 立体研究的态势俨然成为主流, 打上各种文化、艺术标签的莎剧改编所创构的空间结构已经成为“不同感知模态整合的媒介”, 二、 “以实表现”的空间叙事 莎剧改编成功与否, 阐发原作精神是否准确是一条衡量标准;另一标准为是否创造性地准确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文本到舞台, 导演是当代莎剧演出形式的创造者, 《亨》剧空间叙事在动荡的局势, 君臣、地方与王权尖锐对立的历史画卷中, 三教九流聚会的野猪头酒店和颇具喜剧性的福斯塔夫占据了舞台空间。我们看到, 作为“角色”体现者的李家耀准确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再现了一位君临一切的僭主的悲剧况味, 龙俊杰表现了帅气、英武的哈尔王子的恬淡与从容, 福斯塔夫的扮演者赵屹鸥嬉笑怒骂的喜剧性成为言语、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轻松而又游刃有余地展现出莎剧中这一喜剧人物的特殊性格。该剧空间叙事强调“角色”始终是内在的角色与外在的叙述者的统一体和矛盾体, 国之大事与民之生存、庄严的王权与调侃戏谑的民间之间的空间交换, 使叙事充满了张力。世俗空间叙事中, 福斯塔夫寻欢作乐、厚颜无耻、吹牛皮, 颠覆了帝王将相的煊赫声势, 王朝兴替的庄严在装痴弄怪的笑剧与闹剧中顷刻被无情解构。《亨》剧中的福斯塔夫、亨利四世、哈尔王子, 以直达人物内心的表演不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矛盾冲突, 其空间叙事体现在“以实写意”和“以意写实”的调侃、幽默、嘲弄的空间认知, 成为通过世俗叙事建构历史语境的上佳选择。 戏剧叙事本质表现为空间生产, 场景是行动、情节、矛盾发生的“故事空间” (story space) 和叙述者讲述的“话语空间” (discourse space) 的有机表现形态。《亨》剧空间叙事的着力点, 在于以福斯塔夫的想象力、虚荣心、优越感、盲目乐观精神、自我嘲弄、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以羞耻为荣耀等人性中的弱点, “把自己的戏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以“不可多得的喜剧角色”营造出富有生活气息的喜剧空间。例如福斯塔夫抢劫后为证明自己的勇敢所作的颠三倒四的有趣描述, 在野猪头酒店与桃儿和老板娘之间打情骂俏, 桃儿坐在福斯塔夫的大腿上的狎昵, 福斯塔夫、老板娘和桃儿之间“有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