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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品设计缺陷举证责任的法律定位 在产品缺陷纠纷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产品存在缺陷、损害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产品缺陷的证明是产品责任得以成立的关键,决定着受害人能否获得相应的赔偿。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设计缺陷举证责任的条文主要有《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条、第4条、第7条以及《产品质量法》第41条,其中《证据规定》第4条和《产品质量法》第41条属于被告方免责的相关规定,其他条文则适用于全部民事诉讼的概括性规定。因此,对于设计缺陷的证明最终要诉诸《产品质量法》第46条的相关规定。那么,证明设计缺陷成立就有两条路径:证明该设计不符合相关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标准;或证明该设计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且通说认为二者冲突时后者具有优先适用性。然而,法定标准在设计缺陷证明中该如何适用,产品设计的不合理危险该如何证明,目前立法均无明确规定。分析美国法上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对于解决我国产品设计缺陷证明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美国法律上的缺陷认定责任 美国法上,《联邦证据规则》并没有关于设计缺陷的专门性规定。但具体诉讼中,提出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二分 1.1 设计缺陷的证明责任认定 《产品责任重述》中有关设计缺陷的条文是第2条(b)、第2条评注e、第3条以及第4条。其中第2条(b)为国内学者讨论最多,即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权衡产品设计是否有缺陷。第2条评注e是对第2条(b)的进一步类型化处理,指出在面对社会效用极低且危险性极高的产品设计时,即使无法提出合理的替代设计亦不影响对产品责任的认定。 《产品责任重述》中的上述条文,交替使用了“reduce risks”或“avoid risks of harm”,可见对于设计缺陷的认定和产品责任的设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免或减少消费者受伤害的风险,使因风险所致的社会成本内化,强化生产者对风险的掌控,以实现矫正正义。上述条文为原告提供了四种证明路径,其中第4条规定了证明设计缺陷最直接却处于底线的标准,明确了法定安全性标准在判定设计缺陷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的定位;第3条是源自“事实自证”的间接证据规则,其本身包含了两项推定即产品缺陷的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在现有的证明已达高度盖然性时,极大地减轻了原告方的证明责任;第2条关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规定,则是总结概括《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02A节颁行后30年里设计缺陷案件的审判实践后,而提出的一般情况下的证明方法;第2条评注e是在特殊情形下,要求原告只需证明产品设计的风险远超效用即可,而不必证明存在合理替代设计。 1.2 产品责任分层对第2条b总体责任的影响 证明责任分层是指,诉讼中当事人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提出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说服责任是指让审理者相信其主张更为正确的责任,为此就必须有事实材料作为佐证。因此,说服责任的归属决定提出证据责任的归属。 在设计缺陷的证明上,选择上述不同的证明途径,所需证明的具体内容将有所差异。如依据《产品责任重述》第4条证明存在设计缺陷,那么此时证据提出责任与说服责任实则是合二为一的,因为此时只要证明未达法定安全性标准,就无需关于现有设计合理性与否的说服,审理者将以此为依据判定存在设计缺陷。如果《产品责任重述》第3条得以适用,则无需就设计缺陷加以证明,此时产品缺陷已被推定存在。因此,受证明责任分层影响最大的是适用《产品责任重述》第2条的情形。选择适用第2条(b)时,原告不仅需要提出替代原来设计的方案,还需说服审理者相信其所提供的替代方案更为合理。专家证言的应用弥补了“一般理性人”在专业性上的缺乏,且针对其所提供合理替代设计方案的可采性问题,已从Frye案的“广泛认可”的可采性标准 然而,无论证明责任分层在具体情形下表现形式如何,证据搜集都将是原告方完成证明责任的重要环节。设计缺陷的证据搜集无异于其他民事诉讼,亦须依靠证据开示予以完成。 1.3 提供相关证据 所谓证据开示是指,诉讼双方在开庭审理前按照法定的方式向对方当事人搜集与诉讼相关的且不涉及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的审前程序。借助于这一特殊的程序制度,设计缺陷诉讼中原告方可以通过录取对方证人或当事人的证言、提出书面质询、要求对方自认以及要求对方或第三人提供相关的文件或物证等方式搜集所需提供的证据。其中要求对方或第三人提供相关文件及物证的证据开示方式对于设计缺陷的证明尤其重要。因为这些文件中既包括对于可选设计方案的研究资料,又包括对于投入流通的产品引发事故的调查报告等内部文件,而这些文件在证明合理替代设计时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例如,在Grimshaw v.Ford Motor Company案中原告方律师就是通过福特公司保存的该款设计的防撞性测试的影像资料,以及记载着关于公司放弃安装保护装置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