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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救助义务的扶危济困功能 一、 李阿与林浚之争 2008年6月28日晚上，林亚没有情绪不好，邀请朋友刘梅喝酒，缓解悲伤。喝了三次之后，他得知他的情人李敖在舞蹈室里玩耍。然后他们一起去舞蹈室寻找歌剧理论。不料,双方见面后没说上两句便开始争吵,林鹂一气之下,跑出舞厅来到武江河边,李敖、刘美等三人随后也来到河边。伤心的林鹂一边坐在河岸的护栏上,一边对着李敖吼道她要去死,没想到,李敖只是冷冷地应着,“那你就去死吧。” 林鹂听后果然纵身跳下河。不会游泳的刘美恳求李敖下河救人,得到的答复却是:“我没有这么傻, 要救你去救。”李敖拨打报警电话后便与其朋友离开了,最终林鹂溺亡,林鹂母亲向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李敖应对林鹂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判令被告赔偿女友母亲人民币66800元。 上述判例中对不予救助的当事人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显然是建立在行为人负有救助义务的前提上。而究竟李敖与林鹂之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若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受理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就林鹂死亡的后果而言,跳河自杀行为是主要原因,为此她自己应承担主要责任。不过,因为男女双方存在恋爱关系,以及案发前双方刚刚有过争吵,因此,男方对女方的跳河自杀行为负有阻止的义务。特别是男方面对喝过酒的女方嚷嚷“要去死”的情形,完全有预见危险的可能性,男方不但没有及时加以劝阻,反而说出了“那你就去死吧”这样极易激化矛盾的话语,最终导致女方当即自尽, 所以,男方的行为对女方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女方跳河后,男方在朋友要求救助时只是拨打报警电话,并未采取现场呼救等及时有效救助措施,便匆忙离开现场,这也有一定的过错。因此, 法院作出让被告承担民事赔偿的判决。显然,该案最核心问题在于被告对受害人存在救助义务的确认, 但是引起该救助义务的原因是不是判决中所谓的“存在恋爱关系”和双方争执?由于民事领域立法于此之不足,司法实践难以统一。 二、 救助义务的立法依据 当下,我国有关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比较零散,明确以救助义务形式规定的主要有:《人民警察法》第2条 具体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承担法律上的救助义务,民法学界存在不同说法,如有学者主张作为义务的来源有:一是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二是来自业务上或职务上的要求;三是来自行为人先前的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产生的救助义务通常具有明确、具体,容易查明和为人们所理解、接受的特性。目前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一些行为人的保护、救助等作为义务,但没有统一规范,立法分散,规定往往偏原则性、号召性,难以操作,且适用范围有限,无法为现实社会的一般不作为案件提供立法依据。 包括《侵权责任法》在内的现有立法往往是针对具体类型的救助义务规范,未加抽象化地作出一般性规定,进一步说,缘于目前我国对不作为侵权的作为义务的一般规定尚付阙如。既有的立法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立法的不足使司法实践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救助案件 三、 让我们借鉴国外民事援助义务的经验 (一) 救助义务的发生 大陆法系国家的侵权法普遍认为如果行为人与他人存在特殊关系或其他特殊情形,行为人应当承担救助处于危难的他人的义务。这种做法源于现代大陆法系对注意义务理论作为过失侵权责任的判断依据的确立,并经由司法实践判例确立安全保障义务理论, 一是法律的规定。主要指特别法或私法典为特殊职业和情形规定保护他人的义务。欧洲各国刑法基本上都规定了不救助罪,即在他人遇到困境时,有能力救助且救助不会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必须承担救助义务,否则构成刑事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刑法上一般救助义务的规定,也产生了行为人保护他人免受损害的民事作为义务,违反者需要承担过错责任。 二是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如合同关系;单纯的事实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可能作为特殊关系产生的基础。如一个徒步旅行者在山里向一个当地农民打听安全的路线,或向专家咨询极为重要的信息或价格,即使双方没有合同关系也可以合理地信赖对方,而产生特殊关系。 三是行为人制造或控制了某种危险。既然危险是行为人制造或能由其控制,那么消除危险的义务也只能由制造风险或允许风险发展的人承担,因为他能意识到并能控制危险,而他因疏忽没有这样做, 那他就可能被责难。 四是损害严重而避免损害容易时。救助他人的作为义务可能发生在某人意识到他人面临某种严重的危险,而防止他人遭受此严重危险的措施又是容易采取的时候。正像威德梅尔所举的例子那样,如果有人了解到另一个人即将面临危险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那么该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呼喊等方式来提醒或警告他注意危险,以免他受到伤害。又如,当路人发现有人身处险境,而他很容易即可请求帮助的,如通知警察或救护车等,那么,他应该承担救助的义务。 上述四种情形也是救助义务发生的理由,既有所谓的由于特殊关系或特殊情况产生的特殊救助义务,如: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