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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人身份与商事人格的关系 医学上存在人格分裂和多重人格差异等精神疾病，排除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事实上，自罗马法律以来，法律人格也存在分裂现象，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法律人格。例如，在德国立法中，商业人格理论被采用了“身份人格理论”，民事人格化采用了民事权利能力理论。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商事人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人格， 一、 人格的多样性：权利能力理论和商业理论对罗马法律中的人格的下肢解 (一) ．法律人格的绝对性 在罗马法上一个生物意义的人要具有法律人格必须同时具有家父、市民和自由人三种身份， 通用型人格反映的是古罗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简单性，有无法律人格的判断具有绝对性，人在法律上的面孔具有单一性与唯一性，法律人格的获得，既意味着公法主体资格的获得，也意味着私法主体资格的获得。私法主体与公法主体、公民(罗马法上称为市民)与自然人、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所对应的都是同一人格，即法律人格。 (二) 罗马法上的法律人格 我国民法学者认为人格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第二，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第三，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德国商法上，商事主体资格的获得采取的不是权利能力理论。从《德国商法典》和德国学者的著作、理论来看，德国商法采取的是身份确定人格的做法，“商人”既是一种身份，也是商事主体，商人在获得商人身份的同时获得商事主体资格，成为商事主体。 实际上，商事人格并不是特殊的民事人格，商事人格可以独立于民事人格。在罗马法上即存在不具有罗马法上的法律人格但得为商事主体，具有商事人格的情形。公元前44年至27年间，古罗马通过《尤尼亚法(lex lunia)》赋予了通过解放奴隶的市民法方式、裁判官方式等解放的奴隶以拉丁人地位，这种人被称为尤尼亚拉丁人，其非罗马市民，不具有法律人格，但是可以享有“交易权(ius commercii)”, 若将考察范围扩大到整个公、私法领域，则人格之多重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如果权利能力仅适用于民法领域还是适用于整个私法领域尚存疑问，那么权利能力无法适用于公法领域当是无疑的。 综上所述，在私法领域存在两种性质的人格，通用型的人格无法解决诸法分立下各自的主体资格问题。私法上的“人”可以同时具有民事和商事双重人格，但也可以只具有单一人格:同时具有双重人格者如股份有限公司，仅具有单一民事人格者如民法上的自然人，仅具有单一商事人格者如罗马万民法上的商人———尤尼亚拉丁人及德国商事合伙。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来看，存在公法上的人格与私法上的人格二重维度，公法上的权利或权力主体地位由公法上的人格赋予，私法上的权利主体地位由私法上的人格赋予。由此可见，如果对“人”作民法意义上的理解，具有人格者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那么权利主体的范围比“人”要广，这就导致一些享有权利主体资格，具有人格，事实上已经是权利主体者，如德国法上的商事合伙，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人”。因此，应当以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概念代替“人”的概念，具有人格者，依其人格类型不同而称为权利主体或权力主体;或者在保持“人”的概念的基础上扩充“人”的外延，人除了自然人、法人外，还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人，如商人。 (三) 通用型人格民事人格的应然选择 主体人格由罗马法上的单一通用型人格转变为今天的多重人格，其原因首先在于法律体系由诸法合一向诸法分立的转变，致使人格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在诸法合一体系下人格为法律主体资格，用以筛选何者得为法律上的“人”，无需考虑为何种法律上的“人”，因为诸法合一，法律只有一种。在诸法分立体系下，权利和权力主体出现了多样化，这种现象导致在此法为权利或权力主体者，在彼法未必亦为权利或权力主体，在此法有人格者，在彼法未必有人格。因此人格为权利或权力主体资格，不仅需要筛选何者得为何种法律上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确定为“何种”法上的“人”。这种情形下通用型人格显然无法胜任，必须将通用型人格肢解，以适应不同需求。 而人格多重性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与分层的出现与加速。杜尔克姆认为社会分工是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任何社会都是由其成员所共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而聚集在一起，社会分工的程度越大，人们的差别就越大，他们的规范和价值就越不同。 现代人格理论的缺陷在于将民法上的“人”当作法律上的“人”，从社会分工理论来看，是试图以“局部人(民法上的人)”替代“完整人(法律上的人)”，将类型化人格(民事人格)作为通用型人格使用。以此谬误为逻辑起点，也就导致其他类型化人格在法律上被视为无人格，如德国商事合伙。 二、 身份：商业人格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 身份与人格的必要构成要素 自从有了梅因在《古代法》中的著名结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现代民商法中主要在亲属法部分会涉及身份，因此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