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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立我国公文律师制度的必要性 在中国党政机关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方面实施公共服务法律纠纷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使命。它有助于不断消除制度和机制的弊端，更好地将不同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推行公职律师提出“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参与决策论证，提供法律意见，促进依法办事，防范法律风险” 2018年11月1日，四川监狱系统首批48名公职律师在省监狱管理局举行宣誓仪式，昭示着公职律师这一队伍将以实际行动深入推进法治监狱建设，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助推监狱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新时代治蜀兴川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服务。监狱公职律师制度在四川监狱系统建立运行近两年，实现了制度上的从无到有、工作目标的从零到“N+”、方法措施的几何叠加效应。全省大部分监狱设立了政策法规科和公职律师办公室，将法律专业人才聚力于服务增强监狱现代化治理建设，强化治理意识和监狱法治制度建设;践行司法改革目标，有力推进监狱法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聚焦关键工作，细化执法环节，提升刑罚执行公信力;严格依法监督，推进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提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四川监狱公职律师，立足刑罚执行者和法律服务者双重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打通监狱现代化治理的“任督二脉”，助力法治监狱建设“提质升级”。 一、 公职人员身份的法律内涵丰富了《合同法》 国外并无公职律师这一提法，大多以政府律师相称，是专门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司法部印发《公职律师管理办法》之前，公职律师的侧重点都在律师，如《厦门市公职律师管理办法》、广东省的《关于建立我省公职律师制度的补充意见》规定中都未凸显公职人员身份。司法部2018年12月13日印发的《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公职律师，是指任职于党政机关或者人民团体，依法取得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公职律师证书，在本单位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公职人员”，更侧重于公职人员的属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含义，更好地将公职律师与专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予以区分。 公职律师与政府法律顾问一样都是为政府或部门行政决策、执法程序和内容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法律建议，参与本级政府或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和修改工作，代理政府或部门参加调解、诉讼和仲裁等涉法活动。但是，因身份、服务对象、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差异，公职律师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殊作用。 (一) 警察和律师多重身份的法律适用 以监狱公职律师为例，从身份上看，监狱公职律师具有三重身份，公务员、监狱人民警察和律师，监狱公职律师的多重身份要求其遵守和服从《公务员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及制度;而法律顾问是受聘于政府的社会执业律师，是合伙企业即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本质上是自由职业者，只受《律师法》约束。 (二) 性质上，以政府和公众利益为中心，代表的角色即律师 从服务对象上看，公职律师只能任职于一个政府或部门，在其授权范围内，代表的是政府和公众利益，履行特定的职责;法律顾问服务面对的是全社会，代表的是给予其授权的当事人的利益，为其委托人服务。也因此，从数量上看，公职律师受国家编制的限制，人员少而固定;法律顾问则无从业人数限制。 (三) 家支付薪酬的概念 从收入来看，公职律师不能收取律师费而由国家支付薪酬，其薪酬是其主要的收入且固定;法律顾问的主要收入来自诉讼和非诉讼收入，国家为其支付的仅是其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 二、 解决刑事法律风险，促进监狱正确执法 (一) 参与收监、释放文书审查环节，实现刑事执行案件审理监督的智能化、高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其执法的根本在于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准确执行，法律文书是法院判决裁定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狱对罪犯收监、释放的重要执法依据，因此对法律文书的核实尤为重要。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收监审查“三书一表”(起诉书、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时，存在罪名、刑期起止等不一致的情况，刑期计算错误、财产性判项具体金额不明确等，导致在提请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时须与原判法院重新核实，严重影响办案的准确和效率、浪费办案资源。公职律师提前介入收监、释放文书审查环节，特别是参与疑难案件的审查、研判、沟通，提供解决方案，可以有效降低监狱执法风险。 服刑人员王某，某省法院宣判后同时决定其暂予监外执行，转至其户籍地×县司法局进行管理。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王某违反管理规定，由户籍地司法机关向某省原判法院提出收监建议，法院作出收监决定，×县看守所移送王某入监。监狱审查法律文书时发现，暂予监外执行收监决定中未载明刑期起止具体时间，其他文书中载明的信息不能相互印证。监狱公职律师认为，法律文书存在严重执法风险，建议监狱协调看守所联系原判法院完善法律文书，经多方努力，在完善法律文书后对服刑人员王某收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