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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研究 随着民事诉讼法和《民法典》的改革和法院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抗诉和民事检察官的建议受到严格限制，这显然有利于民事检察官工作的良好发展。民事行政检察如何科学定位,如何处理好权利救济与权力监督、结果监督与过程监督、对人监督与对事监督的关系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对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重心应当从私权力救济向公权力监督转移,强化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树立程序优先理念,对司法不公进行源头治理。 一、 监督规则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法院裁判一旦生效,经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即可介入监督,通过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等,监督法院改判纠错。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为检察监督设定了前置程序,即须当事人申请再审方能启动。除了按照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规定,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以外,原则上当事人申请监督以一次为限,以平衡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与当事人正当利益的救济。基于案件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差异,当事人之间及各法院之间对于判定事实的核心证据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许多案件经多次再审,每次再审结果都不相同,有的案件甚至在历经多次审判后又回到一审判决的结论,更多案件直到最后一次判决,当事人或(和)监督者仍然认为其结论不正确。 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再审,当事人无须支付诉讼费用,致使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为节省诉讼成本放弃上诉,直接申请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一方面,造成“两审终审”制度难以正常发挥私权救济功效,造成检察监督过早介入私权纠纷,与“以公权力监督为本位”的监督理念相悖;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当事人申请监督权的滥用。 二、 审判人员违法问题 以公权力监督为本位,决定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始终将审判权或执行权异化作为监督的重心,聚焦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如以审判权谋私和枉法裁判,包括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等。还有现实中的“诉讼掮客”已经与一些司法人员结成利益共同体,不断侵蚀本已脆弱的司法生态。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百姓应当最清楚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当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司法不公的源头仍然是审判人员不廉洁问题,民众最担心的不是审判人员的业务能力,而是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表现为对审判人员人格的信任危机。以公权力监督为本位,决定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始终将审判权、行政权异化作为监督的重心,特别是强化对人的监督。因此,强化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中之重。“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深挖审判人员腐败犹如“打假”中清除制假的“窝点”,实现司法不公的源头治理。只要涉及审判人员违法,不管在什么阶段,包括受理、立案、一审、二审、执行等环节,检察机关都有权监督。当然,审判人员违法应该是狭义的,并非将所有的程序违法均纳入审判人员违法的范畴,即并非将对一般程序违法的监督均视为对人的监督。对人的监督针对的是审判人员违反职业操守、违法违纪的监督,须审判人员主观上出于故意,对于轻微过失导致程序不当的,属于法院程序违法,应当对法院判决、裁定、决定进行监督,一般不宜对人监督,除非审判人员严重渎职。 然而,强调对人监督,并非忽视裁判结果,而是透过结果不公发现审判人员违法乱纪行为。事实上,不通过对案件实体、程序审查的话,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很难发现的,而且除了行使一般调查权,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所以,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调查,切入点往往是在程序方面。如该立案的不立案,该回避的不回避,违法送达等违法问题的背后往往存在审判人员徇私枉法问题。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要注意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衔接,建立健全相关配合协作机制,以免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案件时,过多考虑当事人未上诉因素,而忽视其中审判人员违法的问题,将一部分有价值的案件拒之门外。只要涉及控告审判人员违法违纪的,即使当事人未上诉,甚至未向法院申请再审,检察机关都应当审查。对审判人员违法导致生效裁判错误的,应当依法抗诉。总之,只要申请人控告检举审判人员违法有一定的依据,就不受“审判救济优先”的限制,因为这类案件不属于依申请监督的范围,而是依职权监督的范围。 三、 审判程序违法,应当依法监督 司法过程常常要兼顾遵循法律和平衡社会利益两种诉讼价值,由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应注重解释法律,特别是在实体法欠缺的时候,能够以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解释裁判蕴含的法理,使得裁判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减少司法与社会各界的冲突。 基于法律对民事案件再审确立更加严格的条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坚持意思自治和有限再审的原则,摒弃“有错必究”的惯性思维,对裁判结果总体上宜采取“弱式监督”和“有限救济”。而对于审判人员违背正当程序,特别是徇私枉法,必须实行“强式监督”和“有错必纠”。因此,检察人员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