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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全景监狱中的暴力与规制 今天，人们以数字的形式流动到虚拟网络。技术的赋权，不仅使得公众可以在这个场域中畅所欲言，也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不断地“围观”着他人的生活，时不时地进行着“议论”，有的人借助匿名的身份，打着正义的旗号，恶意地发布一些带有侮辱性质和煽动性质的语言、图片和视频等，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更有甚者对他人进行疯狂的“人肉搜索”，肆意揭露“被观看者”的隐私，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本文旨在研究此种网络霸凌的成因进而寻求防止之策。 一、 从“围猎”到“大网”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人们打破了时间、空间、身份的限制，流动着、群聚着，在一个又一个“事发现场”相遇、集结，不断地点击、转发、评论。在每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围观中，“观众们”迅速选择立场，集结成群，以代表“公众意志”的方式完成着“正义”使命。于他们而言，仅仅利用“权力的眼睛”将其送上了“断头台”并不够，还要不断地“掷石子”，利用“民意”将其“断头”才算是对“全网公敌”的惩戒。在这种“围猎”中，并没有隐私可言，人与人早已从信任模式切换到了监控和透明模式，在“数字全景监狱”中紧密联结，互相监视，寻找着“全网公敌”。 早在1751年，在巴黎军事学校的宿舍里就出现了可视的隔离模式，而18世纪后期才由边沁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了“圆形监狱”这个构想，他将其誉为“哥伦布之蛋”。但遗憾的是，这个构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福柯精细地论述了全景敞视主义对人的无声规训之后，这一洞见才受到各方广泛的关注。所谓圆形监狱指的是一种“中央塔”式的监视模式，“监视者”站在中心看守着四周的“被监视者”，中间可以观察四周，四周无法看到中间，“被监视者”各自拥有一间囚室，但相互隔离，不具有可见性，处于一种被隔绝、被观察、孤独的状态。在这样一种以中心化为特征的观看系统中，“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二、 技术异化:想象的绝对化 互联网向每一个访客发出了“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的邀请，而“访客”们却试图成为这种新媒介的主人，而忽略了媒介是如何控制他们自己的。互联网同之前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一样，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与感知模式，更被认为是兼具时间和空间偏向的完美形态。但互联网的“空间偏向”不断地碾压着“时间偏向”，打破了人们预想的时空平衡，“即时点击即时获取”的便捷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但也淹没了大众对同一事件的感知。新媒体的即时、可移动和匿名性使得人们可以随时且无需负责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被无限地分散，它的时态是现在进行时，是由无数个“现在”、无数个碎片信息拼凑而来的。人们逐渐遗忘了以时间上的广度和远见为基础的行为模式，降格为只会点击的“情感主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后，极易以一种片面的立场看待问题，进而选择“口不择言”。印刷时代由文字带来的理性思辨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图像化的情绪和片段。逻辑链条被拆除后，人性悄然消失，兽性粉墨登场。 人类就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里一点一点被异化，成为了雪莱笔下被技术拼接而成的怪人“弗兰肯斯坦”。人类的杰作最终吞噬了自己，成为了没有灵魂、终日游荡在“围猎场”中的“数字幽灵”。互联网正在使人类丧失耐心，狂躁不安，人类不再是沉着的农民，等待着“瓜熟蒂落”，而是像猎人一样，需要迅速出手，不在乎谁是猎物，重点是一击即中，绝对不能空手而归。大众逐渐遗忘了信息的本质是透明性，而真相的常态却是包裹在“隐藏”之中的。数字媒体自身对于“当下”绝对化的追求正在消灭具有时间牵制的行为，人们的责任感正在逐渐丧失，每一次点击、转发和评论就像购物一样轻率且冲动，公众不再是积极的行动者，而更像是被动的消费者，被情绪所裹挟。网络社会里的主体都是麦克卢汉口中的“无形无象之人”，数字所特有的失重感和流动性，正在逐步把真实清除，把想象绝对化。每一块电子显示屏都像是一面镜子，人类躲藏在其后，观察着世界和自己，却早已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想象，最后只看得见自己，没有了他者，进入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 三、 舆论狂欢下的狂欢 人类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一个感性大于理性，情绪胜于事实的时代。在热点事件的围观中，情绪往往会迅速占据主场，摇旗呐喊，集结成群地开始“围猎”。每一次的围猎都像是一次盛大的狂欢，他们迫不及待地脱离常轨，进入“狂欢广场”，捕捉猎物。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匿名性和互动性为“狂欢”提供了条件，如同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人们在狂欢节中尽情享乐一般，今天的大众也在一次又一次地网络围猎中实现了舆论狂欢。在“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他们“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以“粗鄙”的方式随意进行攻击，否定着一切的等级和权威。在狂欢中，真实已然被消解，所有的一切都被情感所主导，不断地上演着“加冕与脱冕”，大众抱着“正义幻觉”自以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