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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发文学研究的未开垦 田大雅，布农族，他的家乡叫图巴斯塔马匹马。他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住在台湾南投县义祥市。他是台湾原文学创作的有力推动者。他就读于高雄医学院时, 曾为校内阿米巴诗社成员。毕业后主职为悬壶济世的医生, 业余坚持创作。迄今为止, 田雅各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最后的猎人》和《情人和妓女》, 散文集《兰屿行医记》, 曾凭借《最后的猎人》获吴浊流文学奖。《拓拔斯·塔玛匹玛》 一、 台湾方面的种族危机 原住民是台湾居民结构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17世纪之前, 原住民曾是台湾历史的主体民族, 享有如中天之日的辉煌文化。汉族移民的大量徙入, 以及17世纪以后荷兰殖民者、郑氏据台者、清朝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先后领台, 都对原住民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冲击。“异族”统治者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对台湾原住民进行了近似于灭族的生存压制和政治、历史、文化摧残。原住民在强势文化的进攻下, 逐渐淡出主体位置, 退守偏远山林, 成了这块土地上可有可无的存在。20世纪40年代末, 国民党败逃台湾开始了他们的统治。国民党统治下的原住民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存境遇, 相反他们的苦难有着愈演愈烈之势。原住民面临着深刻的种族危机。田雅各的作品《拓拔斯·塔玛匹玛》就揭示了山地原住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彷徨。 1、 思想上:反常意识的“布农”和“古说” 被迫退守山林的原住民在长期封闭的状态下对外部的世界懵懂无知, 甚至拒绝主动去认知外界的丰富多彩。面对现代文明的威胁, 他们不知该如何应对, 只能以错愕、惊惧、疑惑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破坏。在都市文明的冲击下, 他们或过分自卑而忘本, 盲目尊崇都市文化, 弃绝本民族优秀传统;或自轻自贱, 变得脆弱、堕落;或抱残守缺, 固守土地和山林。《拓拔斯·塔玛匹玛》记述的是一位到平地读书的布农族知识青年在回乡客车上的所见所闻, 作品通过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对话, 传达了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作者对这种种族危机的深沉思虑。 走出山地, 进入都市打工的布农族姐弟二人是原住民的新生代, 是被都市文化同化的一代。布农族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一代人那里急速滑坡。在他们看来, 原住民族是贫穷、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他们向往都市生活, 尊崇都市文化。他们有着与禁锢在山林中的原住民大相径庭的新价值观, 如他们对金钱的不同看法, 久居山地的乌玛斯认为:“钱钱钱, 钱是最脏的东西, 坏人摸过, 大便没洗手的碰过, 卖淫的女人可能揉过, 反正钱不是好东西”, 而曾经走进城市的布农族姐弟则争辩说:“有钱可以吃面, 玩电动玩具, 你不知道, 可以买你要的东西。姐姐和我在工厂工作的薪水, 加起来有九千块, 我们不愁吃穿和玩乐。”这是原住民最感性、最质朴的思考, 也正是这种思考恰恰表现了两代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价值观。布农族的年轻司机是资本主义侵袭原住民部落的产物, 在他身上也隐约透露了时代的变迁和布农族传统价值观的蜕变。他是退伍军人, “十几岁时, 他是稻草堆中很活跃的小酋长, ……小孩游戏的记忆里, 他天生拥有布农狩猎、伏击的技巧, 而他现在, 厌恶锄头、篮子和水牛, 每天忙于转转驾驶盘到晚上”。高比尔是这个部落有名的老酒鬼, 在都市文化入侵山地之后, 苦闷、彷徨的他只能借酒消愁, 只能“在酒瓶寻找自尊”, 以酒精麻痹被挫伤的民族尊严, 填补民族精神被抽空后的空虚。比撒曰的女人是在都市中遭受挫折隐退山地的布农人。面对平地都市的陌生和歧视, 她选择离开草屯纺织厂返回部落嫁人, 平平安安地过传统生活。就像“我”建议传统布农人的那样“不要进入山地保留区以外的地方, 这样也许比较安全”。而笛安、乌玛斯等则是“古老的布农”, 是布农族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决拥护者, 他们有着深厚的山林情结和土地归属。他们认为都市人“失去了天赋本能, 所住的环境已经不属于自然”, “如果要平平安安过日子, 就必须回到土地来”;都市机器般的呆板工作远没有在田野中劳作或在森林中狩猎来的自由和安心, 都市的硬水泥只会使“脚掌与土地感情渐迟钝”。他们执着地守卫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拒绝去认知外来的先进文化, 与现代社会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法律, 也不知道现代社会常规的机构设置, 如珊妮在听到“林务局”这个名词时问道:“姓林的是什么样的人, 有你那么壮吗?小腿有你那么圆吗?他怎么可能到搭服兰森林, 种那些树, 乱讲。” 2、 行为规范的认同和接受 都市文明对原住民族的入侵不仅仅停留在外在物质生活的影响, 更多地表现为对原住民固有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原则的冲击。在都市文明浸染原住民族之前, 他们以部落聚居存在, 他们自小就在山林中自由自在的生活, 从来就不受外来的束缚。他们出生的时候部落中并没有法律, 现在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也无法了解。原住民并不认同这种由立法机关制定, 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