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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一、 金融结构因何而生?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戈德什华尔思、德洛纳德麦金农和其他金融发展理论开始了研究。戈德史密斯最早尝试并倡导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 他认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成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的金融结构, 而金融发展就是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 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金融相关率 (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 , 他的理论为后来的金融自由化 (Financia Deregulation) 提供了指导。然而, 在此理论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为自80年代以来,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 金融资产不论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有快速增长, 但这并没反映各国金融发展的真实程度。事实上, 当时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处理金融问题, 投入了大量的财力, 而严重的金融问题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它充其量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量性金融发展观。可见, 戈氏金融结构论的缺陷在于: (1) 对金融结构的界定存在偏差, 有以偏概全之嫌, 即用金融结构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用金融资产的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值代替金融结构一般, 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其他表现。事实上, 金融结构按商业性与政策性来划分, 有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按融资方式来划分, 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按金融产品对象来划分, 有银行、保险和证券, 等等。 (2) 只重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质量的发展, 其结果是金融资产在总量上虽然迅速增加, 而质量却存在着巨大隐患。 爱德华·肖摒弃了新古典理论, 提出了“金融抑制 (financial depression) ”和“金融深化 (financial deepening) ”的思想。他认为一国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的关系, 但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因此, 要摒弃金融抑制而采取金融深化。同时, 罗纳德·麦金农也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修正, 从另一角度阐述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根源之一是实际利率的金融抑制, 指出实际利率使货币与实物资产存有“互补”和“替代”关系, 适度的实际利率有助于投资, 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地长期依赖外国资本, 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助”。但是, 作为对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 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尽管突出了金融制度与金融政策在金融自身发展以及促进或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其专注于制度和政策因素的作用, 肖和麦金农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解只是在内容上补充了戈德史密斯的观念, 其自身同样是不完备的。另外, 他们片面强调金融自由化的作用, 而没有具体分析解除各种管制措施的环境、条件和顺序, 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也使他们的理论受到了实践的挑战。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金融发展或深化理论的内在缺陷, 即事实上他们假设“制度”是可以脱离一国特定的社会背景而平移或简单输入。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意识到了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 同时深知基于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过于激进 (如对发展中经济体或转型经济来说, 金融自由化是不现实的) 。他们直接利用内生增长理论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的最新成就, 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 (或金融市场) 纳入金融发展模型中, 摒弃了六七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 从效用函数入手, 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 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 、不对称信息 (information asymmetrical)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和监督成本 (auditing cost) (有成本的状态证实) 等, 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出了规范意义的解释。帕特里克提出“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斯蒂格利茨等从信息不完全出发提出“金融约束论”, 以莱文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则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金融因素的作用。但总体而言,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虽然构造了许多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并用来具体分析金融的作用机制, 但它们过于集中地强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对金融中介体研究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 忽视对投资银行、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中介体作用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也只是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 未关注其他中介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也没能很好地解释与预测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许多国家 (地区) 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 二、 危机发生国地区的金融发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