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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契约观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作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剩余管理始终吸引着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注意。随着实证会计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兴起和广泛开展, 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数据供应的市场化, 为盈余管理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迅速提高。上世纪我国的琼民源事件, 本世纪安然、世通、银广夏等事件的发生, 一方面说明了盈余管理研究的重要性, 激发了更多更深入的盈余管理研究, 比如盈余管理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Chen和Yuan, 2004) ;另一方面, 这些事件的重复发生也说明, 我们对于盈余管理研究存在不足。 既有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了可能引发盈余管理的行为动机并加以检验, 但是, 在分析盈余管理的问题时, 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上道德的设问, 这样可能并不利于实证知识的积累, 甚至可能误导大众读者。目前实证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形成两组观点:机会主义行为观和有效订约观。本文侧重分析的, 就是关于盈余管理阐释的两种主要观点中的道德化问题。按照道德层面的意义, 机会主义观可以被归类为道德败坏组, 因为这一组假设, 至少有一个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盈余管理行为的损害;而有效订约观可以被归类为道德优良组, 因为在这种观点下, 没有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为盈余管理受到损失, 相反还有帕累托改进。大量的实证会计研究 (自觉或不自觉地) 将精力集中在上述观点的检验, 进而实际成为盈余管理的道德检验。有趣的是, 这恰恰和实证研究的精神背道而驰 本文的价值出发点是罗尔斯 (2000) 的正义观, 并假定契约由各方基于各自理性订立, 契约仅包括法律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契约行为, 不包括文化、习俗和伦理等, 这样是为了避免契约的泛化而模糊契约与道德的界限。此外, 基于契约的不完备性, 契约中未曾明文约定的行为, 均不被认为是违约行为。 一、 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市场机制与正义 道德是宽泛的, 必须加以定义, 本文将道德看成是符合正义的行为。在此基础上, 盈余管理是否道德的问题, 可以进一步设问为:“盈余管理是否符合正义”。进一步讲, 如果从公平的角度看正义, 则问题是:“盈余管理是否引发了社会的不公平”。一旦要讨论正义或者公平的问题, 就要涉及到政治学的层面。 什么是正义的呢?这个我们熟悉的术语非但不是不言自明, 而且非常难以精确界定。举例来看, 假设:1) 甲公司的CEO张三进行了盈余管理行为;2) 该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由以下三部分组成:股权投资者、债权投资者、以张三为代表的管理层, 在此分别以a、b、c来表示;3) 甲公司CEO张三的不同盈余管理行为引起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福利变化, 具体列于表1。 X1到X8表示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 a、b、c这3列的数字表示盈余管理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福利的不同影响。假设盈余管理的影响仅限于公司的这三类利益相关者, 那么, 可以认为, a、b、c三列的福利变化相加, 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变化额。另外, 本文还假设这些福利变化不能以任何经济上可行的办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补偿或转让。 从社会总福利的变化来看, X1、X2、X3可以增加社会的总福利。若仅以社会总福利的变化来衡量是否正义, 那么很显然X1、X2、X3的盈余管理行为是道德的, 是值得鼓励的。然而在X3中, 我们发现a受到了损失, 也就是说, b和c的福利增加 (或者说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是以牺牲a的福利为代价的。这是正义的呢?还是不正义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表述为, a是否有义务为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而做出自我牺牲?或者说, 为了保护自己的福利, a是否有权利使整个社会丧失总福利改善的机会?如果是投票制度,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 b和c投票赞成, a投票反对。由于a是少数, X3的情形可能会发生并得到社会制度的允许。 这就切实地碰到了一个难题, X3是否符合正义的原则?从理论上, 也存在以社会总福利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正义理论, 然而, 从感情和直觉上, 我们都很难认同这样的观点。Buchanan (1985) 强调, 建立和修改规则必须遵循一致同意原则 (Unanimity Rule) , 政府必须保护每一个人不受掠夺, 这里, 我们需要引进罗尔斯 (2000) 阐述的正义观:“……两个正义原则, 它们的最新表述现在应该是这样的: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 它们所从属的工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 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 (差别原则) 。” Buchanan等 (1962) 将个人拥有现状不可侵犯的权利作为基本之公理。这些关于正义的观点都表明, 是否正义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