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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大运河 在中国历史上，杨致远成功组织了运河的挖掘。这一奇特历史现象的背景是什么?支撑隋炀帝的潜动力在哪里?是暴君的末路还是英雄的悲剧?本文试作探析,以就教于前辈。 一 改定均田,统一帝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越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越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由西向东,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道舟楫是主要载体。这种地理位置便宜了东、西的交往,却阻滞了南北的往来,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而且,这些自然沟堑反而为分裂割据提供条件。劳动人民和封建统治者都希望有一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早日横亘中国大地。春秋年间,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就组织人民凿通邗沟,揭开了我国人工运河的序幕。尔后的千余年人们渴望开凿运河的梦幻一直来泯灭。这一夙愿终于在隋炀帝时代实现了。 公元6世纪末叶,杨坚北迁周鼎南灭残陈,重建了中央集权的隋王朝。文帝洁身勤勉,励精图治,国力蒸蒸日上。但魏晋以来三百年分裂带来的阴影,仍然影响着统一帝国的巩固。首先,以崔、卢、李、郑为代表的关东士族集团盘根错节,“一宗近将万室” 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因此,转输物资的需要,又成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经济背景。汉末魏晋以来,中国腹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秦汉杂居地带,战乱使灌溉设施长久失修,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至隋立国,残破的经济已无力支撑新政权庞大官僚机构的巨额开支,赋税不足,物资匮乏已严重困扰着统治集团。以至开皇十四年(594年)关内大饥,隋文帝竟率饥民出关就食,成为天下笑的“逐粮天子”。另一方面,与关中萧疏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东的复兴和江南的崛起。关东在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尤其是孝文帝迁都后,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均田制的推行,很快将长期战乱的创伤抚平,成为“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 在历史积因和现实要求的双重召唤下,在中国腹地开掘人工运河已是时代的需要了。而隋炀帝为此又作了不懈的努力。第—,他在文帝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于大业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两次“诏天下均田”,二直到大业十一年(615年)均田制仍未停止。在均田过程中,坚决打击“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亩宅逾制” 二 建立皇权,统一社会 隋炀帝不失时机地把握了时代的航向。大业六年(605年)春三月辛亥,毅然“发河右男女十余万,开通济渠”。大运河破土动工了。大运河的揭幕,正是隋炀帝胆略和魄力的体现。 尽管当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尽管历代人民有如此愿望,但历史不是按照人们的愿望前进的。斯大林说:“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 那么,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持了隋炀帝的行动呢?为什么他一上台就做出他的前辈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呢?是暴力,是强权,是中国封建帝王凭仗的皇权!中国封建社会是个权力社会,这个权力通过中央集权,集于帝王之手。从秦始皇起,“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朕即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皇权决定一切。因此,支撑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潜动力,毫无疑问是驾凌于中央集权之上的皇权。 隋是经过长期分裂割据形成的统一王朝,这种统一的过程就是地主阶级势力竞争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新王朝建立之后,地主阶级势力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化了。这种强化更有利于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更有利于地主阶级宰割那些分散的个体农民。要知道,在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分散的个体农业,是不利于大型工程的兴建的。正如恩格斯说:“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精辟地分析了暴力的两种作用。他说:“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但是,隋炀帝成功地组织了大运河工程后,却不顾国力,不恤民命,频兴大狱,让手中权力“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里,暴力就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了!特别是他无端地发动对高丽的三次战争,更是“操之过急,失之于暴”,终酿成“事辽东而丧天下” 这种暴力的二重牲,在隋炀帝身上表现得多么充分!一方面,他正确地运用这种权力,改革政治,开掘运河,发展生产,使隋王朝达到“天下丰乐”的极盛时期;一方面,他又滥施暴力,推行恶政,耗尽国力,使隋帝国二三十年稳定刚刚升起的治世之光,很快在大动荡的狼烟烽火中泯灭了。所以,暴力的二重性制约,正是隋炀帝悲剧的原因之一。 三 性格特殊,为自己掘就了历史 对于运河的开凿,值得深思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