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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受害者李行星事件的社交网络讨论 一、 人袭击，东北部 1999年，作者欧阳西柏德出版了关于他遭受性侵略的回忆录。《不要哭了》。她在大学一年级时被一名男子带到公园里强奸，该施暴男子最终被判终身监禁。爱丽丝指出，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她被警察视作“完美受害者”（perfect victim）：年轻的白人大学生，穿着保守，被陌生人袭击，处女。 《折翼女孩不流泪》已经出版20余年，但社会上有关“完美受害者”的迷思（myth）依旧没有破灭。长期以来，很多刑事案件的施暴者在法庭上的抗辩事由总会聚焦于“受害者也不清白”，而社会舆论中关于“受害者也不清白”的论调更为常见。 实际上，“完美受害人”并不是一个通用的法律术语，它更接近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术语。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家尼尔斯·克里斯蒂，他在1986年出版的《理想受害人》一书中提到，意指犯罪者和受害者的特征以及犯罪环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受害者的同情程度，从而赋予受害者一个真正作为受害者而言的权利和地位 而在性侵事件中，对受害者“不完美”的指责往往聚焦于穿着打扮暴露、“不够检点”等方面，也会提及受害者的性经验如性经验多寡、是否为处男（女）等，还会过分关注受害者在受害期间及受害者后的行为表现如是否有足够的反抗、明确的拒绝，事发后的情绪表现，与施害者的关系，受害者的陈述内容有瑕疵等。 二、 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日本Me Too运动代表人物伊藤诗织在《黑箱》一书中讲述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纽约时报》赞其“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并在多个场合表达‘我不愿意做一个完美受害者’”。2020年4月以来，媒体网络报道鲍毓明性侵“养女”李星星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而李星星案亦是一个典型的“黑箱”———在最高检公布调查结果后，事件中的关键疑点和重要细节依旧没有得到解答和披露。 例如，按照官方通报，李星星一家与鲍某在2015年9月才开始接触。然而，李星星父亲在2015年3月就给李星星更改了年龄和身份证的原因是什么，更改年龄是谁做的决定；李星星在老家县城的高中读着书，为何突然“请病假”去了南京；李星星家庭的具体情况，其父母亲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系列问题目前依旧是个谜团。 在案件调查前后，各种谜团的叠加使得李星星本人陷入了“反转”的巨大舆论漩涡中。李星星非但不“完美”，甚至被某些人称为“骗子”，这也使得李星星事件中关于“完美受害者”迷思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其复杂性在于，受“完美受害者”迷思影响的不仅是外界（司法、社会大众），事件当事人（受害者）自身也很难避免，从而陷入追求“完美受害者”的自我叙事，乃至于影响其维权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如同大多数性侵受害者，李星星绝非“完美”，这正是一起“不完美受害者”与社会舆论中充斥的“完美受害者”迷思相互作用的案件，最终形成了一种关于“完美受害者”迷思的悖论。 （一） 李星事件中误入少果 房思琪是台湾作家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主人公。该小说讲述了单纯的文学少女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小说根据作者自身经历创作完成，以极度贴近被侵害者的视角，赤裸裸地逼视小说主人公房思琪遭受侵害的痛苦。小说中纯洁、幼小、痛苦的“房思琪”这一文学形象，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完美受害者”，具有很强的控诉力。 最高检公布调查结果后，新媒体“水瓶纪元”关于李星星案援助者的报道《信疑两茫茫：重访“李星星”案援助者》展现了李星星在维权过程中忽左忽右的混乱状态。该报道提到，曾经援助过李星星的安宁复盘整个援助过程，发现李星星习得了的房思琪的一些话语，如“我的爱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不爱他，我怎么活下去？”“被伤害了，就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脏了”等。 李星星在面对不同媒体访问时表达模糊，甚至出现互相矛盾之处。其曾经的代理律师李莹表示，这很有可能源于受害者特殊的心理状态，且李星星有重度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焦虑症。但李星星事件扑朔迷离至此，除了受害者李星星客观上的心理和生理因素，也存在其进行自我合理化的主观叙事，使其在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心理状态下对过往经历做出扭曲甚至虚假的解释。 本身是性侵事件受害者、后来援助众多案件当事人的弦子也发现，在越来越多个案里，受害者的叙述都在模仿房思琪的表达方式，由此得到了社交网络上的广泛关注，这自然会引来更多和更普遍的效仿 由李星星事件可见，性侵事件中受害者自我合理化的“房思琪叙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完美受害者”的吊诡的悖论状态。其悖论之处表现在，李星星在“维权”过程中，出于维权策略或自我心理调节的考量，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完美受害者”，复制“房思琪”的叙事，最终使自己成为非但不完美且有“污点”的受害者。如此一来，在“完美”与“污点”受害者之间几个来回，李星星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不完美受害者”，社会大众对事件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