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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正义观念 关于正义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科学家从道德、正义、正义和正义等方面介绍了正义。孟德斯鸠说:“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 拉法格说:“正义的观念……就是不要破坏天平盘上的平衡。”罗尔斯也认为, 公正是我们“在平衡中考虑的道德判断”。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探寻正义问题的著作当推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 以对话的方式著述的《理想国》。在这部著作当中, 柏拉图称“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 “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 便有了正义, 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古希腊的政治观是自然政治观, 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 希腊哲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原和规律, 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原和规律, 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政治秩序源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天然形成的。柏拉图便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为了阐述何谓理想城邦, 他在《理想国》当中便从个人正义开始, 逐渐过渡到城邦正义, 从而论证合乎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 描绘城邦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柏拉图认为, 合乎正义的城邦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不容否定,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强调的是人的差异性的一面, 而亚里士多德显然不赞同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既具有差异性, 也具有同一性, 即他们都是人 (这里的“人”当然指的是公民) 。因此一个社会中的正义, 就在于对平等与差异的适度整合。“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接近事物的人, 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 与古希腊自然政治观不同, 中世纪正义问题构成神学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神学政治观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为统治思想条件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 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 以神的形式出现, 成为神学的科目。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这一种意识形态, 即宗教和神学。” 奥古斯丁把法与正义联系起来, 他认为世上有两种法:一种是永恒法, 一种是世俗法。永恒法是正义的最高标准, 世俗法使永恒法的共同原则适应特殊社会之不断变化的要求。世俗法的最大特点是“巧妙地利用人的邪恶, 以实现和维持社会中有限程度的正义” 17、18世纪, 对于正义问题的社会契约论解释进路形成了。霍布斯认为, 人对人本来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 人人都有理由为了保护自己而对别人施加暴力, 为了避免战争状态造成人类的毁灭, 人们需要订立契约而进入合作状态。洛克认为, 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平、亲善、互助和不受危害的状态, 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洛克将契约的订立做了转换性的处理, 把原来仅仅作为个人之间的契约论述, 处理为个人之间的契约导致社会产生, 而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才是处理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核心所在。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各个阶段, 思想家们对于正义的解释各不相同, 应该说各自具有当时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正义观念也正在随着权利政治观的“应然 (ought to be) ”到“实然 (to be) ”再到“将然 (will be) ”的发展而不断具有全新的内涵。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确立了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的显著地位, 复兴了自康德以来几乎已经消失了的作为思考正义问题方法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基于修正立场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建构。他将洛克的自由主义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康德的理性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努力阐述一套在他看来足以捍卫社会正义的公平正义观, 但这种正义观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正如右翼批评者认为, 这种正义是大国家、小自由的正义, 而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罗尔斯复活了一个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进程中湮灭了的话题, 使得正义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而得到应有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