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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起源论 老城的政治和理性概念被认为是对后代最深远的两个成就，虽然相互关联是复杂的。最可引证这种复杂关系的莫过于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法庭判处死刑这一历史事件。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把现行城邦制度看作败坏哲学本性的根本原因, 并致力于探求适合哲学本性的理想城邦。柏拉图认为, 在现实的城邦政治和教育环境下, 即使是那些最具哲学天赋的年轻人, 其中也只有极少数“受神力保佑者”才有可能成长为真正的哲学家。通过把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 把“真理”的探究和“行动”的探究明确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似乎也就把哲学理论与城邦政治完全分离开来了。关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从哲学家们的专门论述以及从对哲学文本的阅读中所得到的答案似乎都是:一方面, 人类的政治生活必须接受哲学的评判, 尤其是, 理想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 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政治生活的, 真正的哲学只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在本文中, 笔者力图表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理性哲学之间的肯定的相关性, 即城邦政治不仅是理性哲学的产生条件, 而且是其理性品格和理论形态的塑造条件。在这个意义上, 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本性上就是政治性的。 一、 保护主义的法律—作为理性哲学产生条件的城邦政治 作为有机统一体的城邦本身、城邦内部的公共空间以及普适法律, 这些都是理性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为了证明这个论点, 让我们首先引述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讲辞中的如下段落: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 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 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 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国家事务中, 我们遵从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上的人, 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 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 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耻辱的法律。 在我们这里, 每个人都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事务, 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 对于一般政治也是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 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 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 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 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 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 由于无知, 当停下来思考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正算得上勇敢的人是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 然后勇往直前, 担当起将来会发生事故的人。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公共领域。阿伦特曾经说过:“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 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 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活层次:在他的生活中, 他自己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二是普适法律。什么样的法律能够像伯里克利所说的那样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一定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 即普适法律。韦尔南说:“在哲学的黎明时期, 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图景, 被伊奥尼亚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 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所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三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城邦本身。当伯利克里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 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 而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务”时, 那就意味着, 没有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城邦, 就没有作为公民的个人。在这个意义上, 城邦整体优先于并且在基本性质方面规定了公民个体。城邦的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 城邦的共同善是城邦的最高价值, 城邦若要存在, 就必须维护这种价值。正是维护城邦的生存及其价值的政治需要促成了理性哲学的诞生。 二、 修辞术是关于“关系”的论 正是城邦政治使得“话语”成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可以合法使用的唯一有效的权力工具, 并催生了智者及其修辞术, 进而导致了理性哲学的产生。“可以说, 没有智者的思潮, 就不能产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 没有对智者的批判也就不能建立苏格拉底的哲学。” 智者与哲学家之争, 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 实质上都是政治争论, 最终是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公民个体与城邦整体之间关系的争论。在城邦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 一种是智者的个人主义立场, 即将城邦看作个人的汇集之所, 其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满足和促进个人利益;另一种是理性哲学家的共同体主义立场, 即认为城邦是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足整体, 个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具有了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