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监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docxVIP

魏晋南北朝监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历史上监督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来说,监察制度应当具有制衡、治官、监督、检查、弹劾、惩戒之效能,古人把它概括为“彰善 我国的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政权,一般都是依靠士族势力的支撑建立起来的,但士族分割势力又始终是皇权的威胁力量,因此统治者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如同不断加强相权控制一样,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这样,魏晋南北朝也成为监察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 魏晋南北朝统治者为加强监察制度,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 加强对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的监察 在秦和西汉时,御史府长官御史大夫一身二任,为副丞相,从属丞相,因此受相权的制约。东汉以后,御史台以中丞为台官,御史台逐步从行政系统中分离出来,但尚隶属于少府,魏晋统治者为加强监察机构的地位,重新调整了监察位置,把御史台从少府中分离出来,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下的独立监察机关。 御史台脱离少府,是我国古代封建监察体制的重大变革。如果说秦汉的监察机构还带有一点国家行政机关尾巴的话,那么至魏晋则构成了一个超然于行政之外的新的监察体制。这种监察体制垂直于皇帝的直接领导。监察官可不受行政干扰,成为宰相以下的行政系统的强有力的制约系统。 随着御史台的独立建置,中央监察体系也渐趋统一,御史台成为全国主体性的中央监察机关。 两汉中央监察机构具有多元制的特点。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同为中央监察官员,三者各成一系统,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种体制固然能达到对全国各类官吏实行监督,使得天下百官无不处于严密监督之下,包括监察官员亦互相监督,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监察权分散,互相牵制,相互“撞车”,使各部门的监察职能得不到正确发挥。针对这种弊端,魏晋南北朝统治者实行了以御史台为中心的中央监察体制。 首先克服了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职权冲突。在汉代,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虽属重叠的中央监察官员,但其监察职权尚有掌行马内外之分。司隶主要是监察京师及京畿地区百官,即“掌行马外”。中丞主要是监察禁内中央百官,即“掌行马内”。到了魏晋之际,虽然“晋承汉制”,但是,司隶与中丞的监察职权已无行马内外之分,而是“更奏百官,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了。两者并驾齐驱,职掌基本相同,这样造成事权混乱,于是至东晋,罢司隶校尉,变其职为扬州刺史,其监察权则归御史台,从而使中央监察机构初步统一。南朝与晋同。东晋南朝废司隶校尉,体现了监察权不断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必然过程,它为唐代御史台总监察之职拉开了序幕。 至于汉时的丞相司直,随着尚书取代丞相,丞相司直自然被废除,继之而起的尚书左丞虽有监察权,但其地位和职权比汉时丞相司直差得多。因此中丞始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真正中央监察官员,负有监察全国百官之职。 监察机构的独立和监察权的相对集中,使御史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在皇帝指挥下,御史有充分独立的监察权,改变了汉代那种监察权力分散的状况。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一大进步。 二、 政治理念的增强 监察权力的有无和大小,以及权力实现的程度,是监察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没有一定的权力,所有职责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发挥监察的作用,魏晋统治者不断提高御史的地位和扩大御史的职权。 首先,盛张御史中丞声威,以震慑百僚。汉代台官声威已很显赫,势可灸人。《汉官仪》说:“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豫相回避,台官过后,乃得去。”至东汉,光武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朝会时独坐,与尚书令相比肩。汉代中丞权势虽十分显赫,但实际地位比尚书丞郎似仍略低一筹。《宋书·百官志》载:“汉东京御史中丞遇尚书丞郎,则中丞止车执版揖,而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而已。”到了南北朝,御史官威仪更盛,不仅废除了中丞遇尚书丞郎止车执版揖之礼,而且来了个中丞专道加棒打。即御史中丞外出,百官都要“停驻”或“回避”,否则以棒驱之。梁代,依据法令,只有尚书令、皇太子、扬州刺史、丹阳令、健康令可与中丞分道。后三者因并是京畿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至于别的官吏,自然是坐车的下车、坐马的下马,遇着中丞都要避车。南梁中丞上殿,还专给“威仪十人,其八人武冠绛 透视南北朝时御史中丞之权威,可谓声势威震,气派非凡。那种仪仗威势虽有过分之处,造成“台使之害”,但它对于强化监察制度,提高监察官员的威严,达到震肃百僚的目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作用的。 其次,打破了御史中丞不纠三公的限制。汉习“有司不宜省察公辅”。晋初仍规定不得纠尚书。但这禁区至晋惠帝时就被打破了。当时傅咸为司隶校尉,上书提出疑问:既然“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然而“得纠皇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