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美国在利益与信仰的博弈.docxVIP

从马克思到美国在利益与信仰的博弈 你和g.a.科恒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但我想知道你政治思想的形成。你的家庭背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这一点从你在你最有影响的著作《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向你祖母的献词中看得很清楚。据我所知, 你在成为一个学者之前曾从事过工会组织工作, 而且你研究剥削问题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理解“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 ” (因为那时它还存在) 的特征。这些家庭和工会运动的影响对于形成你最初的著作和你持久的信仰有什么重要作用 :对我在政治方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我的父母, 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学生时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并且一直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家里, 政治是吃饭时谈话的主要题目, 在有客人在场时, 这种谈话几乎总要落脚到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辩护。第二个影响是越南战争, 它使我从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活动家。1962—1966年越南战争期间, 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虽然我那时在政治上并不积极, 但我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分子交谈。1966年, 在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读研究生时, 我加入了一个很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 并开始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的校园政治活动。 我从没做过职业的工会组织工作。不过, 在1968年, 在因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而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暂令停止读研究生之后, 我在旧金山的一所中学教了五年书, 那时我同我们学校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教师小组一起, 组织教师和大部分黑人家长同学校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管理机构作斗争。在这一斗争获胜后, 旧金山的学校行政管理当局的反应是拆散我们的小组, 把这一小组的成员分别安插到全市的不同学校。我们的反应则是使我们的小组进入全美教师联合会即工会的核心小组。后者成为教师行动决策委员会 (TAC) , 并为将反种族主义的和有益于学生的要求写入工会的纲领和罢课的要求中而进行了斗争。当时我们坚决反对旧金山的工会领导, 这意味着我们要将全市的教师组织起来。就你所提出的问题而言, 是我的政治观点引导我帮助组织了TAC, 而不是其他的方面。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1978年到1986间,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倾向明确形成了, 那时你以这一名称为标题编辑了一本具有权威性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存在使最初的参与者走到一起的思想影响吗或者说, 这一倾向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吗 :我没有参加由乔·埃尔斯特组织的那个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那个小组把那些后来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组织到了一起。我是1980年加入的, 我想那个小组开始聚会是在两年以前。我要说它的一致性是在科学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方面,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社会科学家, 受过我们所在学科的标准方法的良好训练, 并且相信那些方法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小组成员的政治倾向包括左翼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亲苏维埃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这样, 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更多的不是政治倾向, 而是这样一种观点, 即标准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感觉的那样充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们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一种特殊的“辩证逻辑”密切相关的主张。我们中有人 (埃尔斯特) 把“辩证法”重新解释为这样一种主张, 即个人的最优化有时导致社会的非最佳状态 (集体行为的问题) , 还有人只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不能用来证明任何事物及其对立面的模糊的观点。 :埃里克·赖特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 这些年来力图确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统一性的工作很重要, 这一工作在最近的一些专著中得到体现, 如汤姆·梅耶 (Tom Mayer) 和马尔库塞 (Marcus Roberts) 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 你很少参加这一特殊的争论, 而且即使参加, 讲的也很简短。你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应具有的范式上的统一性视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吗 :不, 我不这样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那些使马克思主义者受到鼓舞的问题与社会科学的分析相汇合的产物。我从不认为对这一问题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就来看, 它将趋向失去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并且仅仅被视为优秀的社会科学。这不意味着它在政治上将变得反动或自满。相反, 它将使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如果它们是正确的话——并入到标准的社会科学中。其中一个原则或许就是人类社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未来。 :你的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一定范围享有范式上的统一而言, 这种统一体现在哪里它体现在传记体上方法论上论题上反对什么而不是拥护什么 (“非辩证法”) 态度的问题 (“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 技术性问题 (“精确性”) 还是其他